未来20年，我们应该以什么视角看待台湾问题
作者：常凯申
2017.12.17
本文是“新思维”系列的第十一篇文章
目录
零、前言
一、金厦两边的标语
二、统一与解放
三、字缝之上的“仁义道德”
四、超越《1984》
五、映射
六、即将还完的贷款
七、硬而脆的壳
八、革命的首要问题
九、操纵台湾民意
十、爬不出的温柔陷阱
十一、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建议
十二、台湾的学术价值
十三、不同的材料
十四、两朵乌云
十五、结语
零、引言
2016年1月15日，也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的前夜，写过一篇《 20年内，最好别去真的统一台湾 》，去年五月份左右，又写过一篇《 未来20年，大陆应该如何更优雅地处理台湾问题 》，这两篇重点讨论了台湾问题的实质及解决方式，基本上概括了台湾问题的方法面面。
如果把《 20年内，最好别去真的统一台湾 》作为上篇，把《 未来20年，大陆应该如何更优雅地处理台湾问题 》作为中篇的话，那么本文就是这个系列的“下篇”。相比于前两篇，本文在大方向上没有根本变化，但会从更深入和多元的角度讨论前两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思路，并对前两篇中尚未论述或者尚未充分展开论述的一些内容和细节、以及前两篇文章中网友提的一些问题做出进一步的阐述。
【提醒】【提醒】【提醒】如果您之前没有看过上篇和中篇，请一定要先看这两篇文章，因为本文会直接沿着前两篇文章的一些思路继续往下走，之前论证的东西不一定会再次提及，因此如果不看前两篇而直接看本文，有些地方可能会看不明白，有些地方可能会觉得没说全。
为避免造成阅读障碍，建议在读本文之前，请务必先阅读上篇和中篇。不建议直接阅读本篇文章。
一、金厦两边的标语
在金门的大担岛上，有这样一幅耳熟能详的标语：
在对岸的厦门，同样也有一幅：
这两个标语针锋相对，后四个字都是“统一中国”，而前面四个字，则表示了双方不同的统一方式的主张。
不过，看上去是两幅标语针尖对麦芒，但仔细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其中词句的有意思之处。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句话的意思，是用台湾自己的制度去代替大陆的制度。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这句话的意思，是大陆保留大陆的制度，台湾保留台湾的制度。
换句话说，这两句表面上对立的标语，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台湾的制度要保留。
而大陆的制度呢？
大陆方面长期以来就有这样的声音：“只要统一，什么都可以谈”。甚至有香港媒体报道过：上世纪80年代，大陆方面甚至同意，“统一之后，国歌国旗国号都可以协商”。
直到几年前（2012），大陆方面还有这样的台湾问题专家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英津21日表示……两岸达到“一中共表”之后，从理论上说，两岸一国中的“一国”，不排除可以是两岸统一时共同缔造的“新中国”，而这个“新中国”的国号则留待两岸双方通过谈判来商定；两岸之间可用一个国家（新中国）来共表，彼此在各自内部则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表。
他认为，大陆当局在巩固“一中框架”的前提下，无须急着去解决“一中涵义”（即一中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应持续增加两岸政治互信，累积彼此共识，等条件成熟后，再来解决一中涵义的问题。
大陆学者：两岸“一中共表”后国号可协商_新闻_腾讯网
如果对台海情况不熟悉的外国人读到上面这些内容，大概还以为台湾方面是更强大的一方。
不是吗？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潜台词——我还是我，你也得随我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潜台词——放心，你还是你，但我也许可以考虑改，让你适应
这到底谁是处于攻势的一方？到底谁在大陆谁在一个小岛上？
中国大陆的面积二百六十倍于台湾，人口五十倍于台湾，为何竟然在两岸关系上如此被动呢？
当然了，有人可能会说，台湾后面有美国撑腰啊。
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问题可能有更为复杂之处。
如果稍稍提前几年，在2014年之前。无论是台湾民间还是大陆民间，都有很高的比例认可这样一个观点：台湾的社会制度优于中国大陆、台湾比大陆更美好。（其实现在也有相当比例的人这样认为，只不过2014年“太阳花”之前则更加明显）
大陆网络对台湾的赞美，在2012年某位知名博客写手的那篇《太平洋的风》之后，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的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
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论什么政治和体制。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写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这些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
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而我们，纵然我们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着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他们都拥有过，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个民族的一切，别的国家不会因为你国的富豪疯狂抢购了超级跑车和顶级游艇而尊敬你的国民。坐在空客330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 太平洋的风_韩寒_新浪博客
这还是2012年，如果再往前推到80-90年代台湾钱淹脚目的时期，这种差距就更加清晰而刺眼了。
为什么台湾方面只有区区一个小岛，却敢说“我来统一你，你要按照像我一样的制度”；而大陆拥有数百倍之地，却只能讪讪地说“你的制度我不会动的”。
因为连大陆人自己，从官方到民间，在面对台湾的时候，对自己的一切都没有信心，都心虚。
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面对台湾的时候，没有理论自信，没有制度自信，没有道路自信。
而且，“自信”并不是能凭空就自己壮胆生出的。就像上面引用的那篇博文作者一样，你看到了那样的台湾社会，是那么的“精致”、“美好”、“先进”、“文明”、“富裕”、“优越”，然后再和自己对比一下，大陆从官到民，又能有什么脸面对台湾去说“统一吧，走我们的路吧，我会让你过上比现在更好的日子”。
说不出口。
因此，80年代之后，大陆方面只能放低道德上的姿态，转而改以民族主义叙事的角度，用“同胞”、“祖国统一”、“民族尊严”这条“呼唤亲情”的道路，来退而求其次，求得台湾的认可和接纳——“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统一吧，你觉得我不好，统一之后我不干涉你的生活还不行吗，我就要个名分，这你都不愿意吗？”。
对内呢，也不再提“解放台湾”，转而改以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叙事的“祖国统一”。因为后者的民族主义叙事至少还可以吸纳到尽可能多民众的支持，而前者的革命叙事风格在两岸生活水平的映衬下，更像是个讽刺性的笑话。
金门厦门，两个小小的标语的背后，体现的是整个台湾问题最本质的核心矛盾，也是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锁眼。
二、统一与解放
台湾问题的产生，是源自蒋介石集团于1949年后占岛割据。而大陆这边最初的口号，也是喊了三十年的“解放台湾”，就像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南京”、“解放北平”、“解放海南岛”那样自然。
为什么在1949年的时候，共产党胜局已定，蒋介石集团盘踞的一个个城市被攻占，但面对四十年分裂之后的中国再次统一的曙光，共产党却很少使用“祖国统一”这样的宣传口号，而更多的是“解放全中国”呢？
“祖国统一”是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的叙事标语，而这对当时广大没有受到过教育的民众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民族国家的立场。民族国家的意识之所以能够形成，要求这个国家的国民有共同的叙事记忆，否则，像古代那样，很多人一辈子就在自己住的小村庄里，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连皇帝是谁也不需要知道，顶多知道个本地“乡贤”的名字。这样的国家，其国民是不可能普遍形成“想象中的共同体”的（但不代表精英阶层一定没有）。
对于这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的国民而言，皇帝由谁做，不过是城头变化大王旗而已。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和英法德俄美日意奥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当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时候，中国百姓后脚跟着进去抢劫是正常的；外国军队攻城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帮忙扛梯子，也是正常的。
直到现代，某些在社会结构上没有完成现代化改造的中东国家，很多人还是认部落长老不认国家元首的。
要让国民普遍认可“想象中的共同体”，要让东北、广东、山东、陕西这些相距遥远的地方的绝大多数国民（而不仅仅是精英这样想）彼此都坚定认可属于同一个国家，坚定到把这种信念作为政治正确的程度，坚定到谁要分裂出去就是全国人民敌人的程度。这首先要求国民有识字的能力，不能是文盲，这样大家才能知道，我们读的都是一样的书，都是一样的文明体系（当然，各地有不同的亚文化）、都用一样的货币，看一样的电视节目，知道都有一样的中央政府，有共同的国旗和国歌，有共同的历史。
另外，还要求国家要发展工业化。因为农业经济下，各地的联系是非常微弱的，大家都是自给自足、经济上彼此独立性很强，那就不觉得分裂有什么问题。实际上，高铁、统一市场、移动支付、快速便捷的物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村村通、手机普及、中央转移支付……这些都使得今天中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越绑越紧，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也自然会反映到上层建筑层面。
而在四分五裂且政权不下县的民国时期，这两个条件都是不满足的。相当比例的百姓根本就没有什么清晰坚定的国家概念。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国民面对共同的敌人，起到了一定程度上构建民族国家的作用，但还远远没有完成。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地区）真正具备了民族国家构建所需的基本硬软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述两个条件才得以达成。
那个年代如果以“祖国统一”作为解放战争的主打口号，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感觉，更可能是莫名其妙——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用命换吗？
插一句话，某些国粉喜欢把“国民党抗日了啊，国民党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合法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作为粉国民党的依据。其实讽刺的是，你今天之所以能把“参加抗日了”的国民党抬到这么高的地位，恰恰是因为共产党建国之后构建了民族国家形成的条件（工业化+扫盲）。
不然，就以国民党对待民众那种残暴，在没有民族国家构建完成的中国民众心中，他们和日本人又有多大区别呢？不过是两只互相攻击的害民军队而已，没有一方是“自己人”。下面引文的描述情形，和更早的晚清时期中国百姓为联军抗梯子，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料，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反坦克巨型壕沟——最后证明着完全是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参加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常常深沉的愤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勇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活埋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抱怨说：“乡民偷偷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旧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在1949年，革命叙事的“解放”，远比民族主义叙事的“统一”更能号召民众，更有吸引力。
别说那个年代，就算是2017年的今天，在知乎上搜索一下，还有“国家强大和我有什么关系”的提问呢。
我们今天面对的台湾问题，恰恰就是当年解放战争的遗留。但由于第一章所论述过的原因，在开国30年后，“解放”逐渐被“统一”所替代。
但问题是，因为台湾和大陆已经分割了快70年，彼此早就没有了共同的记忆，甚至双方对一路走来的现代化经历的理解都是大大不同的。香港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双方没有共同的成长记忆和理解，也就没有认同感。
所以说，“祖国”、“同胞”这种的既饱含深情又一厢情愿的口号，台湾人听到根本就没有感觉，甚至还有反感，认为这是426在吃他们的豆腐。
“统一”其实是个防御性的口号，是在大陆内部凝聚最大共识用的。因为民族国家的构建工作此时已经基本完成，“反对国家分裂”已经被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相比于“解放台湾”口号的尴尬和争议性，前者算是大陆内部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了。
但它对“外”，对于已经分裂日久的台湾，几乎没有作用——我又对你的国家叙事没感觉，你们的“大国梦”感动你们自己去，关我什么事？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台湾人。
而“解放”则是一个进攻性的口号，它的含义是：你对你的民众不好，我要来解救他们，我和受苦的民众站在一起。这个口号的“逼格”、道德味道、“普世”味道毫无疑问要明显高于前者。当然了，这个口号需要相对于对方的实力优势才能撑起来。
这个口号同时会对内对外两方面凝聚共识，对内来说，是他们过的不好，太可怜的，我们要解救他们；对外来说，是你看看你的政府太坏了，加入我们吧，我来解放你，让你过好日子。
因此，如果“解放”的条件满足，那么“解放”才是对台湾更有杀伤力的口号。因为大多数人相比于“星辰大海”、“大国崛起”，更看重“小民尊严”、“个人幸福”。
从需求理论的角度看也是这样，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而言，要先感知到“个人幸福”的提升，才能有“星辰大海”的期望。否则，后者就只是一块空画的大饼，或者是只存在于少数人的头脑。
如果说“统一吧，共享伟大祖国的光荣”是为台湾人展示的“星辰大海”的前景，那么“统一吧，过更好的日子”，则是为台湾人展示的“小民尊严”的前景。而后者才是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前者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基本无感，远不如“小确幸”更实在。
就像当年的解放战争，普通农民不会为“大国梦”、“统一”而拥护共产党，但会为“打土豪、分天地、不再卖儿卖女、过好日子”而拥护共产党。
如果强行“统一”，统一后必然要抽8000美元的大陆的血往22000美元的台湾输送（这种抽血也包括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待政策），以此营造“你看我说你们统一之后生活水平会提高吧”的结果。而如果不这样逆向抽血，则台湾统一后必然是一个充斥民众不满的包袱（即使武统也白搭，你难道要因为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而武力镇压？到时候台湾人可就是“本国民众”了），很容易会被外国各种借机搞事，严重消耗中国崛起的精力和资源。
台湾人反对统一的原因之一，是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中国大陆，更像是一个举着“民族大义”幌子的“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而台湾人现在日子过的还算“小确幸”，那有什么必要冒这种“被野蛮者征服”的险呢？
让台湾人像当年国统区受蒋介石集团和土豪劣绅盘剥的民众那样，从自己“过好日子”的角度出发，再也无法忍受水旱兵匪、从而拥护共产党、抛弃国民政府那样，这才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彻底、最干净、成本最低、最没有后遗症的路线。
大陆这边很多人争论到底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效果更好，但却很少有人想过“解放”的效果其实是最好的。别的不说，坚决拥护祖国统一的各位，所处之地，当年不都是“解放”来的吗。
“解放”不一定是武力途径的，也可以和平解放。
我理解很多大陆网友不希望再采用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方案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理解希望把台湾作为一个省份而不是特别行政区的期望，但吸收台湾之后的效果如何，关键不在于和平还是武力的手段，而在于对方是否有“被解放”的需求，你是否能提供“解放”这种服务。别忘了，当年北平、湖南、云南都是和平解放的，并不比武力打下来之后的效果更差。如果想要“台湾省”而不是“台湾特别行政区”，那就应该从1949年之前的解放战争中去寻找经验和灵感，毕竟那场战争之后归附于新中国中央政权之下的，正包括一大批的“省”。
当然，现在“解放台湾”的条件暂时不具备，那就先创造条件。
三、字缝之上的“仁义道德”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狂人日记（鲁迅作品）_百度百科
这是鲁迅一篇非常著名且精彩的文章。《狂人日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狂人内心世界的表白。狂人认为周围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狂人被关起来，拒绝家人送来的饭菜，拒绝被医治，一直劝说周围人不要再吃人。直到最后狂人发现，也许自己就曾在无意中吃过自己妹妹的肉。绝望中的狂人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喊。
其中最经典的是这一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篇文章一语道破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社会本质，揭露封建家庭、封建礼教吃人的性质。封建礼教用“仁义道德”这种冠冕堂皇的“普世价值”把“吃人”包装起来，一直鲜血淋漓地吃了许多个世纪。
但是如果逆向思考一下：
这样一种鲜血淋漓的残酷礼教，却居然能被作为那个年代“普世价值”，被人们广泛信奉尊崇，严格奉行，时间超过数个世纪。如果连这种东西都能成功上位“普世价值”的话，那么这种现象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什么启发呢？
《狂人日记》里的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这样读：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字缝里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之上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是“仁义道德”！
满本书的“吃人”，之所以能被“仁义道德”掩盖起来，并能成为普世价值。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小农经济时代，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共同抚养子女，这种生产关系在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组织，也就是家庭。而以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很低，如果一个家庭人数很少，那么就容易在稍微大一些的动荡中被清理出局。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稳定性，组成十口人以上的大型家庭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而要保持这样的大家庭的稳固性，那就必然需要有一套规章制度，谁尊谁卑要有序，大家都要遵守，并使其制度化。
在这样的客观生产力水平带来的需求上，必然会在上层建筑层面衍生出相应的“道德”，从而把这种关系固化起来，神圣化起来，道德化起来，形成强大的普世价值和舆论氛围。你若违反，周围的人就先容不得你。
为什么对封建礼教的攻击，在鲁迅那个年代要远比更早的时代猛烈呢？
很简单啊，原来没有更强大的对手做比较啊。中国是中央王国，威慑四方，就算有落后民族打过来，但文化上他们仍然是落后的，要么大量学习中原的制度，要么最低程度上也不多改动中原的礼教和价值观，那么中国的价值观自然是普世价值。
1840年以后，特别是1900年以后，西方势力强势渗入古老的中国。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发现，这次和以往不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中国遇到了同时在军事上和文明发展程度上都超过自己的对手。
而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映衬下，中国的一切都像被镜子照过一样，一切都要被重新审视。被枪炮、机器、新政体撕破了旧普世价值的神圣外衣后，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礼教也就自然会遭到进步中国人的迎头痛击了，也就会发现处处是荒谬、处处是漏洞了。
那过去几个世纪的人都没发现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有这些问题吗？也许有，但它在当时仍然是最先进的，是没有强有力竞争对手的。那它就会被牢牢锁在当时中原大地“普世价值”的位置上。
从过去数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有以下几点：
1、一种价值观是否能成为“普世价值”，不在于价值观本身内容如何，而在于持有这种价值观的群体生产力水平是否比其他群体更加先进。换句话说：我不需要比狮子跑得快，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
2、价值观的产生是生产力水平在上层建筑层面的映射，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会产生什么层级的价值观（只是决定大致的层级）。
3、价值观本身存在缺陷不重要，如果你的生产力水平相比其他群体足够强大，你甚至可以把你的价值观中的bug说成是feature，而别人也会倾向于认可。
4、价值观本身的优点不重要，如果你的生产力水平相比领先群体差距较大，别人甚至可以把你的价值观中的feature说成是bug，而你自己也会倾向于认可。
5、占有“仁义道德”和“普世价值”的解释权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军队、经济、科技、民生各是100分，那么“仁义道德”和“普世价值”这个名头能再给你加上100分。
有些台湾同胞，随着台湾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把对大陆的优越感转移到了意识形态层面。认为台湾从西方搬来的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而大陆则是背离了“普世价值”，就算现在经济发展快，也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将来肯定会完蛋。
——我们台湾要遵循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正路的普世价值，这是区区的经济问题无法动摇的决心。
这种追求进步，渴望走正路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你想要个“普世价值”来遵循，给你就是了。
要圣旨？好啊，咱们给他写一张。
未来20年，我们要逐渐初步具备这种“写圣旨”的能力。
四、超越《1984》
“武统”这个词在相当数量的大陆网友嘴里，是个绕不开的结。这可以理解，很多大陆网友之前因为天天听政府谈“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亲”，想当然地认为台湾那边也把自己当做同胞，至少是“反Gong不反华”的。但随着网络信息传播，发现对岸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但不认为你是同胞，还对你极度仇视，视为“zhina猪”。这种巨大反差导致由爱生恨。
另外，还有一部分网友是看了香港和平统一之后的种种乱象，认为和平统一效果不佳，“只有武力打下来的才是服服帖帖的”。甚至有些人幻想像当年日本人占领台湾后执行的政策那样，连杀带洗脑，以确保台湾统一后不再反弹。
当然，这些想法的不靠谱，在上篇和中篇中都已经用较大篇幅讨论过了。但是台湾问题又确实面临着和平方式统一后的不确定性，那该怎么办呢？本文第二章、第三章已经分析了：用“解放”来代替“统一”，并用“普世价值”和“仁义道德”在外层再进行一次包装，从而成为里子和面子都具备的双保险。
很多人过于迷信武力，但其实武力的后遗症往往比想象中的大，越靠近现代，这种后遗症可能会越大，因为现代社会传媒信息传布速度快、方式多、更直观，而且富裕起来的民众必然会更加“圣母化”（中性描述），眼里更难以揉进沙子（虽然沙子甚至可能比以前小的多）。同等级别的黑暗，十年二十年前可能掀不起什么波澜，放到今天恐怕就未必。2017年末的几次舆论事件，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
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1984》，很不错，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建议看一下。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你是图案上的一个瑕疵，温斯顿，你是个必须清除的污点。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和过去的迫害者不一样？我们不满足于负面的服从，即使是最奴性的服从也不满足。最后当你向我们屈服时，一定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我们不是因为异端分子反抗我们而消灭他，而是只要他反抗我们，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改变他，掌握他的头脑并重塑他，把他的罪恶和所有幻想都从他的头脑中除去。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实实在在、全心全意的。在处死他之前，我们把他变成自己人。对我们来说，不可忍受的是世界上存在一个错误的念头，不管它是多么秘密和无力。即使在处死一个人时，我们也不允许他有任何离经叛道之处。过去，异教徒在走向火刑柱时，仍然是个异教徒，同时还在宣扬他的异端邪说并为之得意。即使那些俄国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在他们走过过道等着挨子弹时，他的脑袋里仍然有反抗思想。但是我们在把大脑崩掉之前，先要让它变得完美。旧专制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不许怎么样’，极权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要怎么样’，而我们的命令是‘你们是怎么样’。我们带到这里的人再也没有一个跟我们为敌，每个人都洗干净了。就连那三个你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可怜的叛国者——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到最后也被我们击垮了。我参加了审讯工作，我看到他们一步步垮掉，呜咽着求饶，在地上爬——到最后他们有的不是痛苦或恐惧，而是悔悟之心。到我们结束对他们的审讯后，他们只是徒具人形。除了对他们所犯之事感到悔恨和对老大哥的热爱别无其他，看到他们那么热爱老大哥，我真感动。他们恳求尽快被枪决，以便死时他们的思想仍然干净。
这段描述实际上讲了这样一个理论，消灭异端可以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就是肉体上的消灭。类似于少数网友喊的“留岛不留人”。但这样做的效果呢？很糟糕。因为它很容易制造出“烈士”，甚至还可能“被动地”制造出“烈士”，而这种“烈士”是具有煽动效果的——“异教徒在走向火刑柱的时候，仍然还在宣扬他的异端邪说并为之得意”。少数人肉体上被消灭反而激发了更多人的不满。
第二种模式高明了一些，就是在精神上的对异端分子的压服。用强力来迫使你臣服，你只有展现出奴性的满足，才能活下来甚至活的好。类似于少数网友喊的“用日本的方式高压治台”。但这样的效果也不是太好，因为人的大脑是他的保留地，你可以用强力来让他表现出奴性，但无法控制他的大脑仍然在仇恨你。一有机会，他就可能会反攻倒算。
第三种模式，就是《1984》中奥勃良等人采用的。当你屈服的时候，一定要是心甘情愿的。哪怕处死你，我们也要先把你变成自己人。让你的大脑是“纯洁”的，思想是“干净”的，人是真心真意热爱老大哥的。
第三种消灭异端的模式，其效果当然是最好的。如果统一之后的台湾同胞，能对大陆展现出这样的效果——就像现在部分台湾同胞对曾经屠杀自己的日本的真心倾慕那样——就再好不过了。
不过，《1984》毕竟是一本写自上世纪40年代的书。其方式现在看上去非常陈旧，而且不切合实际，成本极高，效果又差，用来做操作说明书的话，并不实用。
但它提到的理念是值得参考的——消灭“异端”最好的手段，是让“异端”真心实意地认可你，变成“自己人”，最好是再具有“皈依者的狂热”，那就更好了。就像书中写到那样：只要他反抗我们，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改变他，掌握他的头脑并重塑他，把他的罪恶和所有幻想都从他的头脑中除去。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实实在在、全心全意的。
当然了，有大陆朋友一听到这种话，立刻头脑中就会想到，是不是又要搞“两岸一家亲”了？又要“让利”来讨好台湾同胞了？
让利不能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就像在上篇和中篇，以及本文第一章指出的那样：台湾问题的本质在于台湾领先于中国大陆的生产力水平，这种领先的生产力水平在上层建筑层面还投射出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并进而营造出了对大陆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打掉这种生产力上的优势，那么社会治理效果上的优势也自然不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也就没有了。
当然，可能会有朋友指责：你这是胡说，我根本就不相信！中国大陆现在连网络上的帖子都删，官员贪腐的这么多，在透明国际上的排名比台湾低这么多，福利也比台湾差，你居然说台湾人会喜欢你这种政权？居然会认为台湾人会愿意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你打算怎么洗这个脑？
靠欺骗和谎言来洗脑，那种效果并不好，第一是容易被戳穿，第二是无法做到保持长期效果。
真正有效且保质期长的洗脑方式，一定要用真实的材料。
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要用真实的材料，导出可以不一定真实的结论（当然也可以用来导出真实的结论）。
在中篇的第八章中，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处于经济和技术实力明显落后的一方，如果自身国家或者文化并不完全封闭，面对强者必然会产生对自身的疑问甚至否定。而否定的内容，就是和强者不一样的地方。人们往往会直白地这样想——一、他比我强；二、他这个地方和我不一样；三、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改的和他一样；四、我也就强了。
如果没有直观的感受的话，可以举个例子：
上个世纪曾经有不止一次汉字拉丁化的风潮（可以参考我这篇答案：常凯申：如果当年汉字真的拼音化了会怎么样？）。这场运动被现在的网友评价很低，尤其是在中华文明复兴的今天显得更是刺眼。但如果看看推动汉字拉丁化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名流，而不是不识字的白丁。
要知道，如果真的汉字拉丁化成功了，并且也确实达到了识字方便的效果的话，那么白丁实际上是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也是拉丁化的初衷：提高识字率），他识字了可以有利于接受教育，有利于找到更好的工作。但这对汉字拉丁化的提倡者们的实际利益并无太多帮助，甚至还有一定的损害。因为他们也需要重新学习并使用拉丁化的文字，对已经掌握了汉字的他们而言并不方便，增加了学习使用成本；而且，大家都认字了，文化人的相对优越性就要下降。
但这些精英还是选择了推动。原因是他们希望改变旧中国的落后，改变遍地文盲的惨痛。
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大潮里，深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很难找到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为潮流之中的漩涡太多，影响变量太多，你现在跳出历史看可以看的比较清楚，那是因为时间已经替你把不相关或者弱相关的变量滤掉了。因此，身处历史，即使是社会精英，有时也很难找到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那个线头。
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选择看上去最直观的答案。
1、发达国家全是表音文字，而中国是表意文字。
2、发达国家科技强大，识字率高，而中国科技贫瘠，识字率低。
这两者之间，难道不是存在着强烈的“因果关系”暗示吗？
这两者是否都是真实的？是的。
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吗？不成立。
用真实的材料，导出貌似真相的结论，可以做到吗？可以。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只不是暗示，我有独立思考能力，我能察觉出其中的问题。如果把我放在那个年代，我一眼就能识别出“中国用汉字——>所以科技差”这种逻辑推导存在的问题。
但问题是，真实的历史会给你这种机会吗？
第一、社会群体在面临焦虑的时候，会倾向于尽快找出解决这种焦虑的办法，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的群体心态。在这种心态下，群体会选择尝试各种降低焦虑情绪的动作，而并不会进行冷静的选择，即使群体中的部分个体可能保持冷静思维。
回到中国山河破碎的那个年代，一群文化精英本着并不利己的态度，呼喊着“打碎千年枷锁”这样政治正确的、忧国忧民的“汉字拉丁化”口号。你上去说：“嗯，我觉得不是这样，你们要冷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你们看到的这只是表象……”，如果那个年代有“五毛”这个词的话，你也许要多一顶帽子了——这个国家都糜烂到这种程度了，你还为腐朽的文化洗地，你还有没有良知？在这种惨痛面前，你居然还“冷静”的起来？你居然不愤怒？不想改变这一切？你姓赵吗？
如果对这种群体意识氛围没有亲身体会的话，可以想想就在11月底发生的某个舆情。
第二、如果把你洗去对那段历史的记忆，保留你的逻辑分析能力把你扔回去，你也很难找到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全面宏观的资料和视角，你只能看到自己周围的一点世界，并根据这点世界来得出判断，这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知乎在网上也算是个相对而言比较精英的网站，然而就在这样的网站上，还经常出现“一会儿星辰大海，一会儿绝望移民”的情绪呢？这还仅仅是对局势基本面的判断，还远不到对基本面抽丝剥茧，分析原因的层面呢。
在那个年代，只有少数凤毛麟角的顶级精英可能有穿透历史的迷雾，同时还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运作能力，找到中国落后的真正的原因并解决问题。这是很难的——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有实操能力，有实操能力的人不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当年推动汉字拉丁化的那些人，已经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了，但他们也很难得到正确的认识，最终也倾向于“汉字不灭，中国既亡”这条“看上去似乎是有因果联系”的推导。
至于当时社会上的普通人，其判断原因的能力就更是惨不忍睹了。那些朴素的爱国主义者，那些亲身感受到外国势力压迫但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民众也试图改变这一切，但他们产生的更多是像义和团这样以“挑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的方式来反抗西方的想法。
做一个总结陈述：
1、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极少数个体有可能表现出对社会真相的卓越判断能力，而这对于群体则很难。
2、洗脑不需要把所有人都洗掉，只要达到一个足够高的阈值，那就算是成功了，整体效果就会很好。像《1984》那样试图把每个人都“纯洁化”的做法，边际成本太高。只要群体中对某个意识形态事务持相同观点人的比例超过一定阈值，那就会在群体内部形成“政治正确”的氛围，反对者就倾向于不敢公开表达他们的观点和立场，根据从众心理，他们本来就较低的比例会逐渐继续降低。而且，新的群体成员（例如年轻人）一接触该意识形态相关讨论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这种“你周围的人都赞成”的“政治正确”的观点，那他们会更容易先入为主接收该观点，这样就能形成正向的反馈循环。
3、能保持第2条这样的正向反馈循环的前提是，你得向被洗脑受众源源不断地提供真实的材料，而且这些真实的材料能支持你想要的这种观点。如果由于形势变化，材料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大量反向材料，那么就可能会逐渐走向被动（比如中国崛起的现实会对西方向第三世界推广自身政治体制产生障碍，比如会让少数台湾人开始产生之前对大陆认识的怀疑）。
4、走向被动的曲线如何，是陡还是缓，要看之前洗脑积累的厚度深度，以及新材料的冲击力和出现的速度如何。
5、材料如果不真实，那会对洗脑效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除非你能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把洗脑受众完全包裹起来，不让他们接触任何外界信息（尤其是其他国家的日常生活状况），朝鲜那种强度是最低配置。但那样成本会非常高，而且难以持续。
6、群体或许有一定鉴别材料真实性的能力，但几乎没有能力鉴别从“真实材料”到“结论”之间的推导是否正确。群体的鉴别方式很简单，只要看上去可以从材料推结论就行了。比如：
材料1：中国人用汉字；材料2：中国弱小——结论：使用汉字导致了中国弱小
群体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推论不对呢？当使用汉字的中国不再弱小了（出现了新的反向材料），那么这个结论就会被群体抛弃。
再看另外一个：
材料1：台湾比大陆富裕文明； 材料2：台湾有“民主”制度——结论：台湾的优越体制导致了台湾更加富裕文明
至于上面这个论题，现在反向材料还不够有力，所以这个推导还能在台湾人心目中存在一段时间。
再比如：
材料1：中国搞应试教育；材料2：中国科技不如外国——结论：中国式应试教育阻碍了想象力
这个论题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尤为盛行，几乎成为举世公认。因为当时的材料非常坚实。但随着中国科技在2010年代之后的逐渐爆发，现在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有成规模的反对声音了，虽然总体相比还不是主流。
再比如：
材料1：美国人富裕；材料2：美国允许拥枪——结论：美国拥枪体制保障了美国人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
这个推论往前十年，也是被很多人认可的观点，甚至不少人希望中国放开枪支管制，认为这样就不会有强拆了，治安也会变好，因为人们都有枪，犯罪分子就不敢动了。
换句话说，只要有了真实的材料，我们就能控制群体想什么。从生产力层面创造给群体真实的材料，让群体去自己去“独立思考”，最终在上层建筑层面产生我们想要的映射效果。这种从材料到映射的内在逻辑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但这并不妨碍群体会根据材料产生这样的观点。
这个过程不需要造假，也不需要控制言论，也不控制思想，也不需要刻意愚民，不需要专制，也不需要极权。只生成材料，而且材料本身也是真实的。
《1984》里面，洗脑的方式极其落后，居然还要靠人工完全回收过期报纸并一点一点修改的方式来控制思维，也不想想这样做效率会低到什么程度，在现实中简直是个笑话。
再者，《1984》的洗脑方式，是典型的“中心节点”模式，由“党”和“老大哥”操纵全局，细节无微不至，在现实中，只要稍有点思考能力的人就能明白：这些观点是“老大哥”灌输的，而不是我独立思考想到的，进而产生对“老大哥”的不满，和对洗脑灌输的警惕。就像温斯顿在脑子中喊出的那样：“打倒老大哥”。这样的洗脑很容易产生反效果，当群众发现自己被愚弄，愤怒肯定会发泄到“中心节点”上。
而本文提到的方法，则是“网状去中心化”的。没有有形实体给你灌输观点，也没有有形实体强迫你该怎么想。一切都是你通过自己看到的材料，根据亲身体会的感知，去做自由思考、独立思考得到的结果。你想反抗，想改变这一切？你能找得到反抗的具形对象吗？就算你自己想明白了，你能改变整个群体吗？你要想改变的话，确实不会被“老大哥”打击，但会被你周围的“政治正确”所敌视。《1984》洗脑模式下，你反抗“中心节点”还有可能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而在这种模式下，你首先遇到的是你周围人的鄙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正确”对你的冷处理。你挥起拳头想打对方，但你面前是一团空气。
这种方法洗脑效果极为坚实有力，而且吃相非常优雅精致，不但不难看，还能戴上“仁义道德”的桂冠。
唯一要做的，就是制造符合我们期望的真实材料。
这就需要生产力。
比如，当2035年中国的科技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膨胀，“跻身创新性国家前列”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式应试教育是启发想象力的灵丹妙药”这类观点，甚至可能会取代“应试教育毁灭想象力”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不要以为这不可能，当真实的材料摆在群体面前的时候，群体的脑补能力是很强的，会自动填补真实材料和结论之间的推论中，那些不够完美的缝隙。
比如我现在就能想出一段说辞：应试教育通过大量做题来刺激大脑，而题目来源非常广泛，换句话说，一道题目实际上就相当于一次对课本理论应用的检验。而大量做题，其结果相当于增加了很多对理论的反复加深理解，在这种填鸭式灌输中，大脑必然会反复捡取、存储理论，因此更有可能发现它的可改进之处，从而启发想象力，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或正或反的更新颖的科学观点。
你觉得上面的观点有道理吗？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有没有想象力和是否应试教育根本就没关系，或许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都不是一个国家科技发达的主要因素。但即使事实如此，也不会妨碍群体会根据材料的风向往相应的方向去思考。
《1984》是我很喜欢的一篇小说，虽然它如果作为操作手册，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了，但它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必须要让对方心甘情愿认同自己。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比它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没有操作痕迹、吃相优雅，还让大家都觉得自己独立思考能力棒棒哒的新方法。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多一个人阅读《1984》（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这话说的非常好。我想再添加一句：“多一个人阅读《1984》，解决台湾问题就多一分灵感”。
在本章的最后说明一下，本章用了很多次“洗脑”这个词，原因是字数较少，写起来比较方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如果觉得过于直白，可以自行酌情替换为“公关关系策划”。
五、映射
有的朋友看了第四章之后可能会嗤之以鼻，你以为靠这种手段就能对台湾同胞洗脑？说的容易，你觉得大陆能提供你所说的那些“真实的材料”吗？你以为这是靠钱就能堆起来的吗？大陆官员专横贪腐，还动不动删帖，你觉得在自由世界呼吸自由空气，享受廉洁政府服务的台湾人，会仅仅因为你有钱就臣服于你吗？
比如下面这段写自十年前的文字：
在台湾，城市与乡村人的生活水平、文化教养，包括房屋建筑差别很小，你会发觉到处像台北市。但在大陆内地你很少看得到有类似上海北京的发达城市影子。台湾人热情有礼貌斯文，周围环境舒适，半夜在街头行走感觉比大陆安全。另外两岸的导游对比素质也不一样，台湾导游态度真诚、互动性强，感情流露真挚。大陆导游表面功夫好，实质上虚假多、功利多。我跟小洪说：台湾最能影响中国大陆的两大力量，是民主和媒体。大陆游客进台湾带来的是无形的内心疑惑和有形的钞票消费；带回去的却是比去香港感受还强烈的洗脑教育。台湾人要知道：他们最能与大陆人民相比的资产与价值优势，是“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是大陆人民梦寐以求想要的愿望。在台湾沿途的所见所闻也让我感叹，台湾的民主已经如同杜威所言“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我的信念：所有中国人都能实现民主制，我希望大陆能加快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像台湾人一样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走访台湾 去了解你所不知的蒋经国
很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也用了“洗脑”这个词。
这段文字基本代表了大陆网民十年前的主流观点。其实即使是今天，也有相当多的大陆网民认同上面这段文字的表述。
不过这很快就将变得没什么意义了。这个“很快”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
在中篇里我们曾经论述过，台湾的经济能力被抽走之后，台湾对应的社会道德也会崩溃。那反过来，大陆获得了更多的生产力之后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往前数三十年，大陆的治安比现在糟糕很多，知乎的这个答案（你知道那些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车匪路霸事件？）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按照部分台湾人的思维逻辑，这种现象说明大陆人没有道德，野蛮、没有底线，没有人性。其原因可能有：传统文化缺失、文革之后道德不再、钻进钱眼里了、专制下人民没有自由民主、没有文化……等等。
但如果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知道，这些都是表象，最决定性的就是一点：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2000年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的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生产力发展水平层面的高低，必然会映射到上层建筑，并产生对应的社会现象。上文中所谓的“热情有礼貌斯文”、“态度真诚、互动性强，感情流露真挚”都是这种映射的产物。
这种投射可能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在一些现在看上去很尖锐的话题上。
比如腐败。
现在的西方（包括台湾，甚至包括相当数量的大陆人）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原因在于中国政府领导并非全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因此权力得不到来自基层的有效监督，因此腐败必然炽烈，这是体制所决定的。因此如果不搞一人一票，不搞多党选举，腐败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这种观点在几年前尤其盛行，现在也是在舆论场上占据主导的观点之一。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周围，就会发现结论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现在中国人出国的也多了，到世界各国旅游、工作、生活，甚至定居或移民都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了。大家会经常发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无论这个国家的政体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照搬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其国内的腐败总是很严重。
相反，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那些国家，基本上同时也是人均GDP名列前茅的国家。
透明国际清廉指数2016排名（前十位）与2016人均GDP世界排名的对照
1 丹麦 9
2 新西兰 20
3 芬兰 15
4 瑞典 11
5 瑞士 3
6 挪威 4
7 新加坡 10
8 荷兰 13
9 加拿大 16
10 德国 17
10 卢森堡 2
10 英国 19
来源1：《2016年清廉指数排名》昨日出炉， 新西兰丹麦并列第一
来源2：权威发布，2016年世界银行版人均GDP排名
上表中，第一个数字表示该国在2016年的透明国际排行榜中的名次，后一个数字表示该国2016年的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
由于2016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第10名上有三个国家分数相同，所以是并列的。因此，这份名单实际上有12个国家。
而这12个国家，全部位于人均GDP的前20名内。
这份榜单包括178个国家或地区，2016年，中国并列第79位，处于榜单的前二分之一。
而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在第68位，和清廉指数的排名区间相差不大（如果按IMF的第74名，两个数字则更加接近）。
在数据上，“清廉指数”与人均GDP排名的对应关系非常强，强烈暗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
以上是从宏观数字上看，下面再从微观上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果联系。
在工业化时代，当一个经济体内部腐败炽烈到人民群众能明显感知、不满的时候，可能是颓废的王朝末世，也可能是蓬勃爆发的快速增长期。其共同特点是经济水平不高。
因为经济水平不高，所以产业比较原始初级，碟子很浅，官员捞钱的时候，没有高大上的途径，只能雁过拔毛，比如各种吃相很难看，大家一看就知道这家伙在贪腐的方式。而这里拔的毛，往往直接出自普通百姓，间接层数很少，大众感知非常明显。
而整个经济体普遍贫穷，更加剧了官员们捞钱的心理：这样我就可以过好日子了，也只有这样我才能过上好日子，走正路只能是受穷。
甚至连民间同样也具有腐败思维，因为工业产业较为低端，缺乏竞争力，没法靠科技优势挣钱，那靠和官员搞好关系，利用政策优势走后门，自然就是一条行得通的路子。而民间也不愿意过穷日子，如果和官员交好能获得收益，能把钱挣了，那很多人就不在乎是“站着把钱挣了”，还是“跪着把钱挣了”。
而当经济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思维方式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
“低端腐败”的特点，是腐败数量不大，但因其简单粗暴，对微观经济环境的破坏性很大。而要产业升级，挣更多的钱，吸引更多的投资，过更好的日子，就不能容忍“低端腐败”破坏市场发展，破坏投资环境。在这点上，领导层很容易会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当经济开始升级了，产业多了，路子广了，就业渠道多了。大家发现原来投入这些新出现的行业和渠道，不用跪舔官员（或者力度不用那么强），也能站着把钱挣了，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选择“站着”。
再一方面，经济升级了，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长起来了，就算官员还要贪污，还用吃相那么难看，那么“刮底层”，用原始的手段从基层群众身上搜刮，让大家都明显觉得不舒服，看了侧目吗？完全不需要了啊，可以有吃相更好看、更隐蔽效率更高的方式。
这样，整个国家在“腐败”问题上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国家打击低端腐败，净化投资环境，低级官员们逐渐不敢腐败，不能腐败；部分既想又敢还有能力腐败的，转入更高端隐蔽与普通人瓜葛更少的领域（更安全）；普通人不需要“人情关系”也能在社会上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自身也慢慢越来越少亲身感知到官员的腐败。整个社会风气就好转了，至少是表面上明显好转了，大家心情更舒适，更觉得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下，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经常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很少讲具体到微观层面，这个决定过程是怎么一步步起作用的。以上论述算是在反腐倡廉领域的一种作用方式。
所以说，其中关键的因素，在于经济是否能提振上去。腐败和是否多党，是否一人一票，关系不是太大。而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到什么地步。
当然了，我们上面的论述，不是说鼓励高端腐败，也不是说满足于把腐败现象从低端赶到高端、从亲身感知的程度到感觉不到的程度就满足了。而是说，即使腐败现象存在，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它的表现形式和烈度也是不同的。
不止腐败问题，其他的社会问题也是类似的。技术搞上去，产业升级上去，经济发展上去，就会让现存的社会问题明显减轻甚至消失（可以试着推导一下其他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路线图）。社会的秩序、公众的道德水平、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这些看上去都会有明显提升。
换句话说，经济崛起后的中国，将不像有的台湾人想的那样：是个只有钱的土大款。
对于一个个体而言，有钱不一定等于有素质和有道德。但对于一个社会整体而言，它的表现更服从统计意义上的规律，“科技、经济发达”和“对内有道德有素质”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
xx最美的风景是人，这话成立的前提是：xx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
软实力基于硬实力，软实力的变化滞后于硬实力的变化。硬实力被剥夺之后，软实力也会随之消亡。
六、即将还完的贷款
有的朋友会问：你鼓吹二十年内都不去统一台湾，但是一天不统一，其他国家就可能会拿台湾作为筹码，来从中国大陆勒索利益，这怎么办？
这话不能算错，但是，说的有点太晚了。
如果你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时事政治的话，你可能会对某个国家与中国“断交”有印象，比如下面这些：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非洲），1975年7月12日，中国与圣普建交。1997年5月6日，圣普宣布同台湾当局进行所谓“建交”；7月11日，中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中止同圣普的外交关系，并停止执行两国政府间一切协议。
布基纳法索（非洲），中布于1973年9月建交。1994年2月2日，布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复交”公报，2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中止与布的外交关系。
瑙鲁（大洋洲），1990年8月，瑙鲁与中国台湾建立全面外交关系。2002年7月21日，瑙鲁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当局“断交”。2005年5月14日，瑙鲁不顾中方反复劝阻和交涉和台湾当局“复交”。5月27日，中国与瑙鲁断交。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大洋洲），1990年11月16日，马绍尔群岛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8年12月11日，因该国与台湾当局“建交”，我国宣布中止同马绍尔群岛的外交关系。
基里巴斯（大洋洲），1980年6月25日，基里巴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003年11月29日，由于基里巴斯不顾中国政府抗议，坚持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决定中止同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
伯利兹（中美洲），1987年2月6日中伯建交。1989年10月11日，伯利兹与台湾当局“建交”。10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中止与伯利兹外交关系。
尼加拉瓜共和国（中美洲），1985年12月7日两国建交。1990年11月6日，尼宣布与台湾“复交”，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中止与尼的外交关系。
圣卢西亚（中美洲），1997年9月1日，中国与圣卢西亚建交。2007年4月30日，圣与台湾当局恢复所谓的“外交关系”。同年5月5日，中方宣布中止同圣的外交关系。
和中国建交又断交的8个国家，为了利益阳奉阴违！
确实是有些小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玩讹诈式的捞钱把戏，而在中国国力不强的年代，两岸靠“金钱外交”来抢夺一些国家的承认，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但是，上面那份名单，到了2007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换句话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和中国断交的国家，时间也是十年前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其实换个角度想想就明白了。
如果今天的夏威夷和美国的政治关系，如同今天台湾和中国的政治关系的话。那么对于世界各国而言，是选择和夏威夷建交呢？还是选择和美国建交呢？
对于一个正常的国家，当然是选择和美国建交，而且和美国建交，美国不会为了建交给你钱。
和夏威夷建交而抛弃美国，那几乎可以肯定是夏威夷给钱了。
海峡两岸的实力差距当然比美国本土和夏威夷的差距要小，但结果是可以类推的。
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能说的上话的场合很多，在政治、经济、国际等各领域，各国几乎很难绕开中国的影响力，除非那些与世无争的小国，本来也偏安一隅被人忽视，这才有可能愿意借机敲台湾一笔钱。
只不过随着中国的发展，对于这些小国而言，即使台湾建交给钱而中国大陆建交不给钱，也越来越不划算了。
九十年代时候，大陆和台湾争夺“邦交国”还一副认真吃力的样子。而到了2017年，画面是这样的：
台媒：台湾十几个“邦交国”正排队等着跟大陆建交
台媒：蔡英文若不认92共识 每年将断交2个“邦交国”
我们已经进化到了可以精确控制什么时候剥夺你一个“邦交国”，什么时候剥夺你两个“邦交国”的玩法了。
现在台湾还剩下20个“邦交国”，都是些又小又穷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渣渣。这个时候可以用钝刀子割肉，慢慢来，让台湾多向“友邦”出点血，一年断两个，资源要省着点用（即使这样省着用，20个也只够用10年），不断刺激台湾的神经。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曾经那个被各种小国拿台湾用来讹诈的中国了。即使留着台湾暂时不收复，各小国也不敢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讨价还价。
不止是小国，连一般的大国，在台湾问题上现在也基本已经消停了。当年有个五常国家，自恃实力强大，效仿美国向台湾卖武器，受到教训之后再也不敢了。
当时的法国政府，对中方的原则立场和忍耐限度显然有了错误的估计，不思罢手，反而得寸进尺。
1992年1月31日，法国外长迪马在联合国安理会与我会晤时，又提出了法国正在考虑向台湾出售性能先进的“幻影2000”战斗机。这距法国外长迪马1991年7月4日会见田曾佩副外长时所做的相关承诺以及法外交部1991年8月27日发表公报的时间，还不到半年。言犹在耳，墨迹未干，法国政府又背信弃义，想故伎重演。
“幻影2000”战斗机不是一般性的武器，而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其作战效能较高。法国在售台军舰时曾辩解说，护卫舰是防御性武器，法国不会出售进攻性的战斗机给台湾。现在，又想售台“幻想”战斗机，连先前的托词也不要了。
……
法方还辩称，此项合同属一般性商业行为。法国反对在任何市场上的任何歧视。如果美国能向台湾卖武器，法国为何不能?法国对华贸易存在巨额逆差。法国航空工业处境困难，需要寻找出路。
当时的法国社会党政府正面临国内大选，乏善可陈，于是言而无信，孤注一掷，想捞取眼前实惠，以售台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的近40亿美元的合同，作为执政“业绩”。而当时法国决策层内还有不少人，甚至将中方在法售台军舰一事上顾全中法关系大局的做法视为软弱可欺，以为中国会咽下法国售台战斗机这杯苦酒。
法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方开始做出反应，其猛烈程度完全超出法方预料。
中国政府宣布：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项目，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这些外交行动，使法国社会党政府受到痛击，开始感到疼了。
……
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大选中失败，法国传统右翼力量保卫共和联盟取而代之，组成了新政府。
新政府上台伊始，便谋求改善对华关系。
……
中法磋商是秘密进行的，经过长达半年的多轮磋商，两国终于就恢复两国关系达成协议。
12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与弗里德曼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中最核心的内容只有一句，即“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
光明书评 - 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内幕
随着中国实力的一步步增强，一个个国家被挤出了胆敢在台湾问题上触碰中国核心利益的队伍。
换句话说，如果“台湾长期不统一”这个问题确实是容易被外国抓住的软肋，确实是一个长期从中国身上抽血的“高利贷”的话，那么这个贷款到今天，已经差不多快还完了。
如果真要是武统，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该武统。这笔“高利贷”也就几乎不存在了。但当时没有能力这样做，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能力这样做，高利贷的利息不得不交。那么到了今天，已经差不多快还完了，又何必急于这一时呢？陆台实力正在快速拉大，接下来“穷统”就要逐渐看到成效了，此时“断供”，贷款连本带利基本没少掏，房子（穷统相对与武统的收益）还叫银行收了。
当然了，现在确实还有最后一个仍然敢于拿台湾问题和中国叫板，甚至真的有能力介入台湾问题的国家——美国。
但是，也要看到，美国本身对台湾的兴趣，是来自它对中国的兴趣。换句话说，台湾如果不是在大陆身边，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那在美国眼里什么都不是。
美国内部也有人看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危险，比如特朗普的前“国师”班农：
“对美国来说，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是重中之重，美国必须集中一切资源打赢这一仗。如果我们输了，5年以后，最多10年，我们就会到达一个无法挽回的临界点。过了那个临界点，美国就一点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班农的语气中透着焦虑。
史蒂夫·班农眼里的中国_观点_亚太日报
如果美国想通过战争打断中国复兴的脚步，那么非要在台湾吗？不一定，在其他地方也完全可以。
如果美国真的下了决心，它可以把军舰放到高雄，也完全可以把军舰开到南海去。美国在南海的优势，搞不好比在台湾开战还大那么一些。
帝国主义者找碴打仗，还怕找不到地方？台湾在不在手里，根本不是中美是否开战的关键。
对于美国，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军改”，继续备战、继续下饺子。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吓阻任何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发动战争、试图“赌国运”的野心。
强军备战，是为了能战而胜之；强军备战，是为了不战而胜。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
只要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家门口能顶住美国，那就不怕台湾暂时不在手里。否则就算台湾拿到手了，对方如果想打断你的崛起，照样可以照别的地方打。
七、硬而脆的壳
在上篇和中篇我们曾经讨论过，“穷统”的思路，是要抽掉台湾的经济基础，让其社会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的下滑而溃烂，变成一个道德沦丧、自相残杀、丧失文明、没有小民尊严的社会，最终让台湾民众产生“无论怎么政党更迭都在不断下滑”的绝望，进而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出现崩盘，再看到大陆的快速进步和文明，从而产生对大陆的倾慕和渴望大陆拯救的想法，认可大陆价值观为新“普世价值”。
这算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操作过程，下面我们进一步来“精细化”分析一下：
如果台湾现有的政治信仰崩溃，那崩溃曲线到底是如下图中的A对我们更有利，还是如B曲线那样对我们更有利？（如果AB两图中，曲线最后都收敛到相同的纵轴数值的话）
我之前在很多答案中都说过：想要更好的通过“穷统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需要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去寻找灵感。因为那正好也是一个信仰崩溃的样本。
如果把时间轴拉到更长的话，上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之后从精英到百姓的信仰崩溃，其实有个现象是比较值得玩味的。
要知道，中国大陆在1949年的时候，工业基本上是一塌糊涂，发电量是美国的68分之一，钢铁产业也少的可怜，主要工业指标大部分不如印度。民众在水旱兵匪轮番祸害中朝不保夕麻木活着。到了1978年，已经是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有了两弹一星，有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人均粮食产业也大幅提高，人均寿命更是大幅增加了差不多30岁。已经是明显缩小了和西方的差距，用了30年实现的这个成绩，虽然不能说完美吧，但也算是可以交差了。怎么反而打开国门之后，面对西方反而信仰崩溃了呢？
这个问题在中篇也简单提到过，但没有完全展开论述。原因之一，在我看来，是建国之后对民众的信息管的太严，大陆民众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和世界相比究竟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放在世界上是个什么状态。反而，官方媒体还常常宣扬“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压迫的民众”，这就会给群众一个错觉：我们已经挺牛B了。
实事求是说，建国前30年的成绩确实很伟大，但是如果把1949年中国的相对力量比作100的话，到了1978年算是800，这其实已经不错了，如果始终让国民保持对基本面的客观认识，那么应该不至于80年代崩的那么厉害。但是官方错误的宣传思路，使得百姓产生了“我们的这个数值是5000”的幻觉。然后打开国门一看人家有彩电有冰箱的小日子：我靠，你之前全是“骗我”的，全是错的！这样信心产生了一个“脆折”，由此把之前整个信仰体系都抛弃掉了，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启示。如果让台湾丧失信心，那么效果最好的曲线是B，而不是A。
“信仰上的脆折”比“缓慢接受改变”要来的更猛烈，皈依的效果会更好，也更容易产生“皈依者的狂热”。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必要去过于打击台湾社会的自信心。如果我们每出来一个先进的东西，比如移动支付之类的，大家就跑到facebook上去炫耀，那么只会让台湾的信心走势按A曲线走。这当然也不是不行。事实上，本章节是在“优”和“更优”之间做选择。即使最终台湾走的是A曲线，穷统效果也是不错的，只是B曲线效果会更刺激一些。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台湾并不是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那样信息封闭，它的民众是有可能感知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此长彼消的，因此天然走势会更倾向于A而不是B，那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为台湾搭一个壳，一个硬而脆的壳。
硬，表示这个壳可以暂时挡住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投射效应。当社会存在变化的时候（陆台差距拉大的时候），它会尽可能阻止台湾各界对此的敏锐感知和心理变化。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拉长从“社会存在改变”到“社会意识改变”之间的这个时间滞后期。
脆，表示这个壳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当“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已经变的太多了，积蓄的势能太大了的时候，这个壳可以轰然倒下，势能倾泻而出，从而走出图中漂亮的B型曲线。
在台湾社会内部搭建这个壳，需要借我们的老朋友之力了。
八、革命的首要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的雄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篇段落。处理台湾问题也是一样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那么，在台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在上篇和中篇曾经讨论过，红统（能够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台湾）是朋友，绿营是助手，国民党是敌人，除国民党外的蓝营需具体群体具体分析。
红统虽然是朋友，但现在力量太过弱小，帮不上什么实质性的忙，但它是未来的火种。
而绿营在台湾树大根深，实力不俗，搭建硬而脆的壳，靠的就是这位“助手”。
绿营已经形成了贬低中国大陆的习惯，翻翻苹果、自由这样的媒体，中国距离崩溃基本不远，就算暂时没有崩溃，也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度。
20多年来的宣传，绿营媒体成功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壳”。虽然“新闻自由”，但是却能成功在很多台湾人心目中树立起大陆这样的刻板形象。而且更妙的是，它们成功的找到了让“壳”变硬的方法——面对大陆快速进步的各种表现，它们将其归结为“造假”、“面子工程”。这样，台湾人再听到大陆的各种进步，在脑子里也会下意识地将其归类为“无用”的东西。就像是听到了先进的移动支付和共享经济，也会自动觉得“这东西没用”，不会改变我的大陆的看法。
没花大陆纳税人的一分钱，这个壳就搭建起来了，并且绿营媒体还在每天向上浇灌混凝土以修补裂缝。
我们有时候去facebook和台湾同胞交流的时候，不要老用什么大陆科技新成果之类的新闻去捅那个壳，万一捅漏了算谁的？
不但不要捅，还可以为这个壳添砖加瓦呢。
不要觉得台湾人对大陆充满各种错误的理解就是不好的。壳的承受能力有限，虽然硬，但是脆。只要我们和台湾的优势扩大到根本不通过媒体，就能自身全方位感知的程度，壳自然会碎，而且碎的恰到好处。
有人可能会说，民进党就这么听话？万一它们什么时候反应过来，主动要求一国两制统一，那怎么办？
确实，台湾在10年内主动要求一国两制统一，是我最害怕出现的场景。但好在民进党做不到。
它们花了20多年，好容易构建了一个以“爱台湾”为政治正确的氛围，就算他们自己想抽身，也已经抽不回来了。
被洗脑20年的新一代台湾绿营小将们会喷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选票收走，再推出一个能“爱台湾”的新绿政客出来。
台湾现在的政治氛围，就像一颗钉子一样，把民进党死死的钉在了和中国大陆交恶争斗的擂台上，它即使想跳出擂台，也做不到。
为什么我们要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细水长流的收走台湾的“邦交国”？因为这样最有利于长期保持台湾社会对大陆的敌视，这样，这颗钉子就会把民进党或者其他什么绿营政党钉的更死。
而以台湾的实力，被钉在和中国大陆争斗的擂台上，无疑是耗血最快的模式。
而作为普通大陆人，如果你闲的蛋疼，也可以通过网络到facebook上去为这颗钉子加点分量。
如果两个实体相互敌视，那么毫无疑问实力弱的那个受损会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盟国如此颐指气使，日韩仍然只敢诺诺的原因。
而世间竟然有台湾这样愚蠢的对手，面对比自己强大这么多、而且迅速发展的中国大陆，不思搭上顺风车，反而用自己的小身板主动挡在中国大陆这辆呼啸的列车前面。当然了，说台湾愚蠢也有点心虚，毕竟此前被马英九这个政治诈骗犯曾经得手过，一边搭顺风车一边暗独，好在无耻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今已被台湾人民赶下台，这是民主的胜利，也是正义的胜利。
刺激两岸民众对立，其实对强大的大陆一方并无多少害处，损失更多利益的是台湾一方，而最滑稽的是，台湾民间在网络上居然更乐于向大陆挑衅，像“支那贱畜”这种话，大陆这边是很难对台湾人民说出口的，虽然“支那”这个词更多时间里是用来称呼“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既然台湾民间都不怕死，以弱小之身敢挑衅强者，那大陆网民完全可以笑纳，只需被动还击（就像帝吧出击那样）即可，这样即可刺激两岸民众对立，把台湾更深地钉在擂台上，又能借此在大陆内部维稳，还可在道德上立于高地（我们是被动还击的一方），几种好处都可沾。
九、操纵台湾民意
前面一章提到，绿营自己制造的民意，已经像钉子一样把它们自己钉死在了擂台上。但是台湾民众毕竟不全是狂热的政治信徒，如果民进党执政糟糕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他们可能会出于非两岸的原因把民进党赶下台，甚至把国民党迎回来，这该怎么办呢？
本章节的内容完全来自我之前写的这个答案，如果之前已经看过，可以跳过本章：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521901/answer/128656614
写在前面的声明：
本章内容全都是脑洞，仅供娱乐调侃吹牛，如果有人按此实践，引发一切后果与本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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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13亿人口，在普通的网络事件上，再努力在互联网上操纵民意，其产生的影响往往也局限在少数圈子的人当中。例如知乎的童瑶事件，在知乎很热乎，但放在全中国的人口中一稀释，基本上就可以称之为“一无所知”的级别。所以，也对现实产生不了什么太大影响。
对于普通大陆网友来说，接下来有一个可以操纵2300万人民意，并且实际影响现实，甚至一省政局的机会。当然，不是现在，而是在2018年，或者说是在2020年。后者是更合适的时间。
现在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是处于颓势，但到2020年的时候，是否一定会消亡呢？或许会，但也有可能不会。如果是最坏的情况，到2020年，奇迹出现，国民党不但没因为党产被打压而萎靡不振，反而借助蔡主席执政四年民怨沸腾之机，选情看好，甚至有微弱领先之势，那就不太妙了。
打着九二共识的幌子来诈骗让利的行为可能重启
骗到让利和各种政策之后，台湾衰落的趋势可能被大大缓和
一边骗让利，一边养台独的过去八年，又将再次重现
如果过几天就是2020年台湾N合一选举，国民党、民进党、甚至亲民党和时代力量都推出的自己的“总统”、“立委”候选人。对于普通大陆网民来说，该怎么去操纵台湾选举，怎么避免诈骗团伙国民党再次上台呢？
从2004年到2016年，不难看出，历次选前，从两颗子弹到周子瑜，经常会有异动。而往往是这些异动，会左右到一定数量的选票。而如果彼时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民调数字较为胶着、相差不超过50万票的话，就是操纵的好机会了。2004年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两岸的民众在网络上基本是隔绝的，大陆网民基本上无法影响到台湾；但2016年，一切都不同了。到2020年，互联网的发展会使得这种联系会更加紧密，大陆网络对台湾选举可以起到的影响也会比2016年更大。
参考：
半年后再看，周子瑜事件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 海峡青年评论 - 知乎专栏 周子瑜选前道歉至少给绿营贡献50万票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
在选前十天左右开始，密切关注台湾方面网络媒体的动向。尤其是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三立电视台、民视等绿营媒体。潜伏在台湾的这些绿营同志会发出挑衅性质的新闻，这就是行动开始的信号。
当然了，每次的剧本肯定不会一样。周子瑜的玩法2016年用过了，2020年完全就可能换一种，但千换万换，本质不变，都是要用挑衅性质的新闻来刺激大陆民众。所以，我们重点关注的，应该是这方面性质的新闻。至于具体会是什么，那要看“三民自”的同志们到时候怎么写剧本了。
第二步：
由于网络的发达，接到行动信号后，这些消息就可以被快速复制到大陆网络，出现在微博、知乎、微信朋友圈等各个社交网络上。
然后就是迅速跟进传播，等待发酵。大概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其影响力或许就可以等到有一定影响的账号和主流媒体的关注了。而这会进一步产生传播上的链式反应。
第三步：
大陆网民的愤怒和攻击，通过潜伏在台湾的绿营媒体和网民，会再次返回到台湾舆论圈中，在选举之前向台湾民众大量灌输。
措辞和操作手法一定要到位，努力让台湾民众产生类似“这么欺负子瑜，I‘m angry！一定要出来用手中的选票来教训中国！怎么教训中国呢？自然教训它的走狗国民党”的想法，并在投票当天付诸实施。
据岛内媒体透露，周子瑜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周子瑜拿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台独”这句话不是黄安说的，黄安曾举报过周子瑜有“两国论”言论，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这次黄安说的意思是，三立电视台(“台独”电视台)这么捧周子瑜，周子瑜的立场一定与三立一致，一个“台独”立场的人再挥舞“中华民国国旗”，也是装的，假的。但这话被三立电视台操作成了“一个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的人就是台独分子”。
第四步：
善后。这一步尤为重要，就是要把操纵的痕迹抹掉，要让整件事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一步分两个部分，台湾部分和大陆部分。
这一步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选举投票结束后，复盘整件事时，要同时让台湾民间和大陆民间，都感觉整件事是大陆民众被民进党戏耍，在爱国心和愤怒之下只想到去骂民进党，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民进党利用。好心办了坏事，想帮国民党却害了国民党。
换句话说，要让两岸民众都认为：这件事是民进党操纵的，大陆民众小粉红很傻很愚蠢，只知道傻呼呼“爱国”，白白帮了敌人，害了统派盟友国民党。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在台湾和大陆分别要请出一位“盟友”——要用对手的嘴，说出我们想让他们说的话。
台湾部分：请出的盟友是台湾深绿觉醒青年和台湾蓝营媒体。
在台湾，现在民间普遍有一种观点：对大陆而言，千方百计想扶植国民党，民进党是大陆的敌人。这一点正好可以利用。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由于大陆网民表面上是谩骂民进党和台独，那么很自然，蓝营媒体肯定会痛心疾首——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太天真，太年轻，不知道你们骂民进党反而会帮了民进党吗！同时给出大陆年轻小粉红是如何傻乎乎被民进党操纵的证据。
台湾的觉醒青年是台湾方面的第二个盟友。他们一直认为国民党是大陆走狗，每当中国大陆惹他们不高兴了，他们就叫嚣要“用选票教训中国”。这次教训成功了，他们必定很高兴，在台湾选后的民间网络，也必定会散布着“又把中国人耍了”的得意洋洋。他们的“选票教训论”，会进一步巩固台湾民众心中对整件事情呈现这样的来龙去脉——“大陆小粉红真笨蛋，这次选举又被绿营忽悠，他们根本不知道台湾人在想什么，结果适得其反，好蠢哦”的印象。
至于绿营媒体的同志们呢？他们是受益者，自然不会出来点破。甚至还会跟着嘲讽一下“爱国支那人”多么傻。
大陆部分：请出的盟友是“公共知识分子”。
大陆“公知”一向对“帝吧小粉红”们极度鄙视，甚至是当对方是义和团一样的愚忠爱国者。这就给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的机会。
由于大陆公知消息比较不灵通，反映较为迟钝。所以在选举之后，有必要把选后台湾媒体和网民对这次选举的评论再搬运到大陆网络并at公知们。故意卖个破绽——你们快看啊，这些傻五毛又被台湾给耍了！哈哈。
在公知们的心中，观念也是“大陆深爱国民党，民进党是大陆的敌人”。同时又因为公知们往往“逢共必反”，所以他们肯定会把国民党的选举失利，视为中共的失利，从而会得意洋洋的大肆说嘴。如果此时再给他们递上台湾方面的这些舆论，那真是“鲜花着锦 烈火烹油”啊——台湾选举结果会自然呈现一幅“土共惨败，五毛被耍”的图景，多爽啊，公知届时必定不疑有诈而大肆嘲笑并广为讥讽。也自然在大陆这边舆论上帮我们抹去了操纵的痕迹，而用扮猪吃老虎的方式为我们披上“愚蠢的棋子”的外衣。
在以上四个步骤中，其实如果仔细想想，作为一个大陆网民，每一个步骤里都有可以去操纵、去做推手的空间。甚至在选前很长一段时间前就可以开始布局了，比如facebook账号是大家都能注册的，那么其实在选前就可以组队去对岸，各种不经意地表明“大陆最喜欢国民党了，国民党上台之后我们就可以拿走台湾的利益”、“我们最害怕时代力量上台，那真是大陆对台政策的重大失败，如果那样我们真的就保不住台湾了”、“我们面对民进党和时代力量的强硬，将会完全无所适从，好悲哀”之类的观点。 要注意的一点是：潜伏一定要自然，别太过火太造作了。可以把自己就想象成一个忠党爱国的好孩子，一心盼望统派国民党上台，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诛灭绿营。自己要先“真诚地”认为自己信了，才能让别人认为你真信。
用自己人和盟友来操纵民意固然有效，但如果能操纵对手来为自己说话，那就更美妙了。
公知们一向“逢共必反”，虽然被钓鱼钓过多次，仍然坚持不改。这一点以后可以巧妙加以利用，让他们做一些我们不方便去做的事，说一些我们不方便去说的话。只要设计缜密，是可以做到卖了公知，还让他们得意洋洋数钱的结果的。
国民党就算2016年这次党产事件侥幸不死，硬熬到2020年，也必然极为耗费力气。看看洪秀柱，靠自己向郭台铭借了9000万新台币，也只是续两个月的命而已。就算蔡主席四年里民怨沸腾，国民党活到2020年，也不太可能领先优势很大，更大的可能是明显落后、轻微落后、轻微领先这三种中的一种。而只要国民党不是选前优势很大，本文所提到的操作手段，就可以重重打击国民党。
要知道，周子瑜事件，大概给绿营添了50万张选票。而民进党最终获得的选票，也不过是689万张而已（明报：689万票 成就首位女总统 民进党府院皆胜）。如果双方选情胶着，这50万张选票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不止是“总统”选举，“立委”选举中的影响也同样明显。我们要把更多的“时代力量”和深绿民进党员送进立委人选，这样只会搞社运、对立攻击和意识形态、却对治国一窍不通的人在台湾“立法会”里面越多，台湾内斗就越激烈，就越无暇经济并做出各种荒唐举动，越能加快台湾经济自己玩死自己的衰落进程，越有利于统一。
想想看，国民党就算侥幸鼓着一口气活到2020，四年以来狗撕猫咬之下苦苦支撑，盼望着孤注一掷翻盘，却被来自对岸的你的鼠标轻轻一点而再次葬送掉，个人的努力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样的操纵，也会有成就感吧。
如果国民党2020再败，那最后一口气，也应该会咽下了吧。
当然了，真实的操纵过程可以远远比描述的这几千字要复杂的多，过程也没这么单调直白。只要发挥想象力，思路放开，可以找到很多可以用来攻击的点。一个小例子，现在距离2020年还有两三年，那么如果现在布局，在facebook上以国民党支持者的身份出现，并有意和国民党官方账号和大V互动，营造或暗示出自己“国民党”的身份，看国民党大V和民进党吵架的时候自己也上去帮腔，潜伏四年，届时在选举前一两天玩个蒋干盗书、大概八点二十发之类的游戏（但要注意，必须盗个有致命杀伤力的“书”，否则意义不大还暴露了），那也是很有趣的。不用多了，二三十个活跃账户一起活动，就足以让嗅觉敏锐的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们发现了。这比翻墙去facebook上，却只和台独分子骂架撕逼有意思多了。
当然了，以上都只是胡说八道的，切勿当真，只是娱乐扯淡。年轻人应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别整天花大把宝贵的时间去facebook上玩这些无聊的东西，一点好处都没有。再次声明，如果2018或者2020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真的影响了台湾的选举结果，那和本人一丁点关系也没有。
十、爬不出的温柔陷阱
先来看一段文字：
在17世纪，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如果两周之内找不到工作就会被投入监狱，再被放出来之后，如果还找不到工作就会被实行烙刑，当第三次因找不到工作而进监狱就会被处死。
帕尔墨和科尔顿在《近现代世界史》中说：“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二十一万九千名工人中，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占四万九千，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少年占六万六千，成年妇女占六万七千。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十一、十二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
“那些新兴城市的居民聚集区都变成黄褐色的地方，因为在早期不断受到大量煤烟的熏染。由于中部地区缺乏足够的阳光，这些居民聚集区不论怎样总是黑沉沉的。工人的住房仓促的建造起来，拥挤在一起。许多人全家都住在一间单房里，家庭生活趋于瓦解。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警官说，这个城市里有成片成片的平民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聚集着上千个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只有教名，通常是诨名，用他的话说，就同畜生没有什么两样。……在许多新建工厂里，劳动机械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工厂主宁肯使用年仅6岁的童工，还有女工。她们的工资比较低，他们通常比较擅长于掌握一个线轴的工作。工厂里的工时很长，一天十四个小时，有时甚至还要更长一些，除了被解雇而闲得发慌外，工人的假日是少有的；而失业又是常见的灾难。工人一天无工可做，也就一天生活无着。”
从以上所说的情形可以看出，工业革命时，英国工人的处境比起希特勒集中营里的囚犯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有些方面甚至还要更糟糕一点。当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要对此作辩解的，那么他们又是怎么辩解的呢？
帕尔墨和科尔顿又说到：“对英国劳动人民来说，工业革命是一次难以忍受的经历，但是应该记住，低工资也好，妇女和童工的使用也好，失业的痛苦也好，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张义潮：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发生全国性大面积大量死人的情况呢？
我们讨论清朝中后期历史的时候，经常会把同时期进行的英国工业革命拿出来做比对，感叹中国没有跟上世界潮流。这本身是没错的，但很多人往前进一步推论：既然他们工业革命了，那生活水平一定是提高的吧，生活一定是更幸福了吧。
但事实告诉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恐怕未必。羊把人驱赶到了工厂，让他们像奴隶一样的工作，为英国贵族和资本家们的“星辰大海”服务，然后廉价地默默无闻死掉，成为工业革命的肥料。
不要以为这是英国工业革命中罕见的、可有可无的事例：
纺织业、煤矿业等是英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些主要部门。因此，童工劳动一方面直接为这些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革命得以完成，实有赖于儿童的劳动……”[14]（P459）。关于童工对社会的贡献，就连资产阶级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和兰开夏的30万女童工的劳动的1／8相比，每天只要扣去她们两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些财富、那些资本、那些资源、英国的权力以至英国的荣誉就会全部化为乌有！”[7] 要知道这才仅仅是童工的一部分。即使英国议会在纺织业、矿业等行业中调查到的那些事实也并非这些行业童工的全部[15]（P229）。由此我们认为，童工劳动加速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对英国的工业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童工劳动-学习中国
现代文明的起源之一，爆发工业革命的英国，是以这种丑陋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
而英国还有庞大的殖民地，连本土公民都受到如此残酷的剥削，殖民地人民可想而知。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在上层建筑层面产生相应的映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这种残酷的剥削逐渐被改变，经过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今天欧洲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种残酷的工业化进程不但出现在英国，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出现在那些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残酷逐渐退却，文明成为新的社会意识，升级为普世价值。
由于台湾的先发优势（1949年时的人均工业指标远高于同期的中国大陆），再加上冷战和西方转移技术的红利，以及台湾人口较少，只需要拿下不多的工业行业，人均GDP上就足以成为发达经济体。因此工业化进程较早完成，这使得在中国大陆尚存在或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台湾已经消失或者明显减轻。
台湾同胞们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看问题总是从肤浅的上层建筑层面去考虑。遇到社会问题，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层面的原因、道德层面的原因、政治体制层面的原因这些浅层的东西，而很少往更深层次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上考虑，更不用说主动思考它们的决定性了。
因此，当他们看到仍然处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大陆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时，首先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诸如：“文革摧毁了传统价值体系”、“党文化抹杀了人性”、“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没有了道德”、“没有选票，中国人是不可能进步的”。不止是台湾人，大陆的公知也是同样的调调。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你上面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今天中国大陆存在的社会问题，包括污染、贪腐、人心不古、冷漠这些洗地吗？
当然不是，其实只要你反过来换个角度去思考，你会在其中发现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把钥匙。
我们前面说过了，生产力会在上层建筑层面产生投射。也就是说，人们如果生活在一个生产力发达的现代社会，那么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会随之提升。
就像我在这个答案（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8561899/answer/266079830）中说的：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仔细看看上面那篇微博上列举的让他“绝望”、“普通人没必要再奋斗了”的负面信息，除去最后一个红H蓝事件之外，其他所有的案例，放在10年前（2007年）或者20年（1997年），都几乎肯定不会成为像今天这样的社会热点。
就拿江歌案来说，一个发生在日本的个例杀人案件，居然能让很多人悲愤到对中国社会产生绝望，这放在1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放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当时的人有可能都很难理解：这种程度的案件值得全社会倾注这么激烈的情绪？——因为他们有远比那更严峻的现实要面对。
（注，如果对二三十年前的治安问题感兴趣，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看一看二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治安问题）
换句话说，恰恰是因为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快速进步，才让这些严重程度原本根本不足以成为社会愤慨的事件，浮现到了表层，成为如此受人关注并产生极大社会情绪的热点。
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快速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身边环境的改善，才让人们对网络上看到的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来的个例更加有触目惊心的对比。
……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人民对社会黑暗的容忍度必然会越来越低（因为亲身能感知到的黑暗越来越少，越来越轻，那么在网络上即使看到原先程度的黑暗，其对比度也会比以前高的多）。1990年左右，劫匪在火车上用列车喇叭喊话，拿着刀子挨个搜身，有不服的捅上几刀，车匪路霸打死有奖，大家该坐火车还是坐；放到今天，一个乒乓球教练下课的消息被禁止讨论，知乎上的大家就要悲愤到难以言表，对这个国家丧失信心，纷纷喊着移民了。
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民众的思维越会趋向于“圣母化”（中性词，不含贬义，下同），越看不得黑暗的东西，哪怕这些黑暗的东西在十年前还是较为习以为常的。人们对社会公平、对环境、对正义的要求都会随着生产力条件的改善而提高。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人们在负面新闻面前变得更“脆弱”了，更“圣母”了。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这并不是坏事，这会督促政府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但，“不是坏事”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经济必须同步保持增长。
就像我在这个答案（常凯申：如何看待红黄蓝幼儿园发生的虐童事件？）中对幼教问题的改进说的那样：
我不是教育方面的专业从业人士，仅以一个家长的角度提一些看法：
1、可以考虑要求今后幼儿园必须安装实时监控并整园覆盖，并向家长公开，新建幼儿园则必须具备这样的硬件条件才能通过验收。政府可以考虑补助一部分资金，或者对贫困地区幼儿园的监控设备补助一部分资金，或者统一采购等等。
2、加强立法环节，对侵犯幼童的犯罪行为加重打击力度。解决目前犯罪成本偏低的问题。
3、加大对幼师培养环节的投入，并严格准入资质。幼师的工资应该适当提高以增加吸引力，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对满足某些条件（比如从业年限、级别）的幼师发放一部分补贴。
4、政府应该进一步在学前教育环节加大投入力度，不要把学前教育都扔给社会资本，可以考虑以某种适当的形式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者多办一些普惠式幼儿园。近年来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持续增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免费高中阶段教育。但学前教育这块，已经越来越成为被忽视的短板。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一育儿成本太高（包括机会成本），第二看孩子太累，而统一看护则有利于降低成本。过去企业办社会的时候，有些托儿所是接收3岁以下的孩子的，而现在这样的公立机构似乎很少。但社会又有这样的需求，应探索这方面的经验。
链接："幼托难题"引关注 当年那些托儿所是怎么"消失"的？
不过，回头看一看以上几个改进措施，基本上都是要靠钱来堆的。经济持续发展是以上进一步改进的基础，同时也要靠全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可以看到，这些全都是需要钱的，没有经济的增长，没有钱，也就无从改善社会环境。
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就拿治安来说，有了钱，就能建更多的工厂，吸纳就业；就能打造天网，震慑潜在的犯罪；就能盖更多的学校，提升文化水平，提升人的就业能力，减少犯罪。
如果经济停滞，那么会出现一个可怕的问题：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不断提升，但社会却没有资金去提升公平正义。那人民必然调转矛头，把“圣母化”后大大降低的愤怒阈值，发泄到政府和政治体制身上。
而且更麻烦的是，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提升，虽然说是基于生产力的，但不一定是完全基于你所处社会的生产力的。举个例子，中国80年代生产力很差，但是人民完全可以通过看到美国社会、港台社会的良好社会状况，来提高自身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标准，进而导致其自身期望远大于当时中国社会所能承受的财力和资源。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直到本世纪才普及互联网，是非常幸运的。如果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互联网，以当时中外的巨大物质差距，以如此清晰的面目呈现在人民面前，其局面将会更加糟糕。
2000年之后，互联网把之前没有摆在明面的黑暗部分地展现了出来，很幸运的是，此时也正好赶上了中国新世纪的经济大爆发，中外的生活水平迅速接近，“期望”和“现实”的落差被保持在了一个尚能容忍的区间内，因此，互联网的到来虽然在中国社会产生了远超80年代的信息透明度和全民讨论参与空间，但却并没有产生类似80年代末的危机。
也就是说，“期望”-“现实”< “某阈值”的时候，这样的社会就较为平稳。
今天台湾民众的“圣母化”明显超过中国大陆，对公平正义的期望更加严格，连同性恋婚姻的法律都通过了。也就是说“期望”这个值已经非常高了。
那么，如果此时，通过外在竞争，逐渐敲掉它的半导体产业，搞掉台积电，让台湾经济大幅下滑的话，也就会使台湾的“现实”这个值大幅下降。社会上将会重新出现之前已经消失或者减轻的各种乱象。
而此时，“期望”↑、“现实”↓，那么“期望”-“现实”的值将会很轻松地越过台湾社会的那个“阈值”。
届时的台湾，雾霾会有的，贪腐会有的，凶杀会有的，冷漠会有的，互相仇视会有的，官民矛盾也会有的、医疗纠纷也会有的。
一切符合更低水平生产力状态的社会问题，都会随着台湾生产力的下滑而出现，有的可能是第一次出现，有的则是重新出现，有的是原本就有现在更加严重。
而此时的台湾，想爬起来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人对公平正义和道德的期望值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而从低生产力重新向上爬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小民尊严”的侵犯。就像各国工业革命的初期一样。
举个例子，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被剥夺之后，如果想新建其他工厂，促进就业，但是这个工厂可能会存在污染，那污染治理的设备要不要上，要不要开呢？
如果你不上，那污染就会严重，就可能会出现癌症村、地下水污染，粮食重金属污染。
如果你上，那么由于你现在已经在技术上没什么优势，要靠价格才有希望和隔壁的“发达国家粉碎机”去竞争。那么你上了这套设备，你的产品还有价格优势吗？还能卖得出去吗？还能给工人发的起工资吗？
按照各国的工业化初期路子，这个时候应该舍弃环保，优先发展工业。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世纪以前，也不是几十年前了。都已经先进到通过了同性恋婚姻的台湾，还会容忍这种落后的产能来污染台湾的土地吗？
好日子过惯了，是回不到重新艰苦奋斗的时代的。
但不回到那个时代，台湾就无法重新站起来。
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小确幸一代根本无法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承受。
更重要的是，这在道德上也是令人愤怒的——凭什么我们底层要忍受低工资、高污染，终日劳作，来为资本家的工厂重新起飞当炮灰？
那个时候的台湾，各种“两难”问题会层出不穷，往左也不行（不符合效率），往右也不行（不符合公平），就像今天的拉美一样，左右来回兜兜转，国家持续沉沦，看不到希望。
那个时候的台湾，会有之前养成的牢固的“人权”理念，消灭掉任何希望重新向上爬的努力。
这是一个爬不出的温柔陷阱。任何企图爬出来的强人，都会被台湾社会自己的“正义”力量拉回去。
对于我们中国大陆而言，要始终牢记，“大国崛起”不但与“小民尊严”不是对立的，而且前者还是后者的前提条件。试图以牺牲“大国崛起”来构建“小民尊严”的做法，最终同样会伤害的后者。用爱发电是不行的。要警惕任何不就事论事，打着“小民尊严”旗号在意识形态宣传上贬低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声音。
当然了，对于台湾，那就可以反着来，在经济挤压台湾的同时，多帮它们巩固“小民尊严高于一切”的意识，多鼓励台湾“去工业化”，这也符合台湾同胞的环保理念，它们会很开心的。
下面这篇习作仅供参考：常凯申：如何评价台湾 2017 年 8 月 15 日的大停电？
十一、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建议
本章节来自我的这个答案（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561614/answer/133971456）的基础上稍加改动。
（以下资料全部来自于百度搜索和公开资料，不涉及任何机密）
现在靠台湾吃财政饭的人，已经是不少的了。中央层面，有国台办：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设11个职能局和机关党委，分别是:秘书局、综合局、研究局、新闻局、经济局、港澳涉台事务局、交流局、联络局、法规局、投诉协调局、政党局，机关党委（人事局）。
国台办下属还有很多其他事业单位
机关服务中心 机关信息中心 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 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海峡两岸交流中心 九洲文化传播中心 全国对台干部培训中心 两岸关系杂志社 台湾工作通讯杂志社 两岸交流基金
还有各个靠台湾问题吃饭而成立的学术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 首页
台湾研究院 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
中国大陆的重点大学，最近几年突然冒出许多台湾研究所和研究院，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加上原有的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不能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但是说台湾研究已经渐渐成为大陆大学研究的显学，应该也不为过。
只是，大陆大学成立那么多的台湾研究院、所，是否有足够的师资来教育学生呢？这恐怕才是一个问题。早期设有博士班的台湾研究所，只有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但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坚持学生的品质，每年能毕业的博士生，并不会超过一、两个，所以能够供应这么突然冒出来的台研院、所师资，其实相当有限。
王昆义：两岸谁是台湾研究的主流？
这么多靠台湾问题吃饭的专家学者、坐办公室的机关人员们、为了维持这些机构运转而供养的后勤、配套人员，恐怕要花国家的不少钱吧。但这么庞大的对台队伍，他们的存在是否取得了与其存在成本相对应的成果和作用呢？
当然，从中央层面来说，台湾问题涉及到祖国统一，专设一个机构用于处理台湾问题，也还算说的过去。社科院、大学们开设台湾研究所，毕竟也是为高层决策提供依据的智库。可是，一个小小的台湾，有必要设立了国台办，然后每个省，甚至不少市、甚至是县里也要对应设置对台办公室，养上一大帮子人吗？
台湾值得举国上下这么煞有介事的拿龙捉虎吗？
下面是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台湾事务办公室，我就没办法理解，像青海这种内陆西北省份，专门设个“台办”有什么意思？就算有点和台湾涉及的事务，难道不能合并到其他部门吗？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蒙古|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省里设置了，地级市里也要设置，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自己所在的地级市名称 + 台办”，很多时候都能找到这样的部门存在（有一些市还好一点，合并到统战部门里了）。
更奇葩的是，很多县城里居然还要设置台办：
县台湾事务办公室
县台办-南漳县人民政府
县区台办 - 机构设置 - 漯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县台办
县区台办 - 睢宁县台办_徐州与台湾
下面这是某个县台办首页上的动态，可以看一下这个县的台办平常都做些什么事
XXX走访台资企业2017-07-03
县台办到石龙镇大地村开展扶贫工作2017-06-19
市台办主任XX到我县一中调研2017-05-10
县台办参加统战工作暨党外干部培训2016-11-14
县台办召开“学法律、懂政策、守纪律、讲规矩”整治“不作为…2015-04-30
XX市对台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我县召开2015-03-14
县台办传达学习十三届县委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全县经济工…2015-02-16
XX县台办慰问老干部2015-02-13
县台办走访慰问台商、台胞、台属2015-02-12
县台办邮寄贺年卡送上新春祝福2015-01-30
自治区台办副主任XXX走访慰问我县台企2015-01-28
县台办积极筹备2015年春节慰问联谊系列工作2015-01-22
县台办召开台商、台胞、台属代表2015年新年茶话会2014-12-31
县台办认真做好2015年度因公赴台2014-12-15
县台办传达学习全区涉台宣传信息2014-12-15
县台办传达学习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2014-12-15
县台办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2014-10-28
县台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2014-10-20
县台办开展惠台政策调研活动2014-10-17
县台办近年各项工作开展顺利2014-10-14
这种机构有存在的必要吗？它的存在能起到辅助解决台湾问题的作用吗？性价比有多少？
你觉得从上面这些“成绩”来看，如果把这个县的台办整体取消掉，会影响台湾的统一大业吗？，
那么，这些机构会去怎么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性呢？下面文字摘自另外一个县台办的官网：
县委台办一行详细了解了该公司前期项目推进情况和投产运营情况后表示，台办作为台企的“娘家人”，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台企的成长和发展，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尽心尽力帮助解决，努力打造最优投资环境。（县台办）
大陆政府用大陆人的税款，供养一个给台湾人当“娘家”的机构，不知道大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是否能和有“台办”做娘家的台湾企业，有同样的待遇？
如果这个台湾企业不满意了，作为“娘家人”的台办，屁股会坐在哪一边？如果我把台湾人惹火了，台湾人从我这个县走了，那我这个台办不就没生意了吗？所以说，只有把台湾人服侍好了，才能体现出我们这个部门的作用，也能维持我们部门的生存。
让台湾人在大陆有“准国民待遇”，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但请同时一并把之前存在的某些“超国民待遇”也一并取消。
对台部门的设立，本来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但现在，恐怕台湾问题不解决，某种意义上，更有利于这些部门自己的利益。
下面是某个县台办2016年的部门预算，这个县位于中部某省，是国家级贫困县
一、单位基本情况
县委台办是县委负责对台工作的部门，现有财政全供人员2人。
二、2016年度承担的主要工作
县委台办2016年度承担的主要工作任务：一是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加强对台宣传和广泛开展涉台教育工作。二是积极贯彻落实省、市对台工作会议精神。三是继续把做台湾人民工作放在突出位置，积极扩大对台交流交往和服务工作，进一步密切两岸亲情关系。四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导和鼓励台属及台湾经济人士来新县投资、兴办企业。
三、主要预算指标情况说明
本单位主要预算指标严格按照上级有关精神制定，并经县财政局批复通过。
四、台办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表
台办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2016年单位部门预算套表，认真填写了统一格式的《县委台办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表》。
一个位于中部省份的国家级贫困县，县里用一年十多万元的经费，花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台湾事务上，而且一个这样的县级台办，能有什么对解决台湾问题有实质用处的招数？
这个县还是贫困县，对台经费不多，还有的县台办，一年经费是这个县的几倍，达到50多万。
是精准扶贫的钱太充裕了吗？就算上面列了一些招商功能，你县里本来的招商部门是干什么的？有必要把台湾人单独分列出来吗？
结语：
现在大陆的对台部门，已经太过庞大了，占用太多资源了。解决台湾问题，根本用不着这么多尸位素餐的官僚机构，完全可以进行精简和合并。
设置了这样的冗余机构，这些机构为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很容易在实际操作中会以向台湾人输送利益的方式，来争取有限的来自台湾方面的关联（台湾官员、民间机构、企业等），进而以这些关联为政绩，阐述自己的存在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性，最终实现向上级政府要钱的目的。
设置一个特有的专门机构，本来是为了解决某个特定的事情。但随着时间日久，有部分机构为了维护自身生存和茁壮，反而可能会产生不希望事情解决的意愿——一旦这件事情解决，自己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希望这样“设计初衷”和“部门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仅仅存在于“对台事务”这一个地方。
台湾问题的决定权、政策指定权都在中央，县市级台办的存在，既不能为国家统一提供有效决策， 又浪费有限的财政资源，还容易成为跪舔台湾的机构。
当然，也有一些对台湾基层的日常事务，比如“因公及商务赴台办理程序”，但这些完全可以合并到其他部门的职责里，为什么非要单独把台湾人列为一等，并因人设岗呢？
对台的很多工作，完全可以划归到统战、民政、招商、扶贫等等，对台湾人和大陆人一视同仁（或稍有限制），而不是给他们“超国民待遇”供起来。县级、市级的台办，本身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不是说对台统战人心不重要，而是不能以跪舔的方式去统战，这不叫统战，叫送脸下乡。
对台湾人无原则的讨好，无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只会让对方觉得，我现在这种“不统一”的状态更有利于从你这里捞取利益。
大陆的对台政策，应该是建立在对大陆人好，让大陆人的日子过的好，让台湾人羡慕，然后自己倾向于统一；而不是用原本就不多的资源把台湾人供着当大爷，这样只能让对方更瞧不起你。
十二、台湾的学术价值
我自2001年夏天开始上时事政治类的论坛，至今已经超过十六年了。中国大陆互联网从存在开始，时事政治类论坛上的主基调就是中国特色的左右之争。最早的时候，双方分别被叫做“愤青”和“精英”（都是对立阵营的称呼方式），分别简称为“fq”和“jy”，这两个词对于95后的网友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了，不是说词本身陌生，而是没大见过互相这么称呼的了。后来又经过多次演变，逐渐成为“五毛”和“公知”，然后“五毛”这个词又演变出了“自干五”，“公知”演变成了“带路党”，最近几年又陆续出现了“小粉红”、“你国党”、“精X”等多个称呼。
虽然对对方阵营的称呼不断在改，但这十六年里，有一个基本的主轴分界线是不变的。这就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走的道路是否正确、中国未来是否有希望的争论。上面这些互相扣的帽子，基本上都是按照是在这个主轴分界线的哪一边来分类的。
这两大派观点都有现实中的论据来源。中国互联网逐渐普及的年代，既是中国经济、科技、国际地位快速上升的年代，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各种阴暗面被网络曝光的年代。
所以，身处这十几年里，如果只看一边的信息和数据，完全可以支撑起来相应的政治观点。
而双方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逻辑：
A 中国经济不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本身就证明了中国制度的正确性，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是错误的。
B 制度是决定的根源，中国不走正路，虽然能有一时发展，但终究不能持久，何况中国乱象丛生，民众生活水平还比国外差，有什么自信说自己的制度是正确的呢？
在这样的思想冲突中，“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到底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就成为了双方论辩的焦点。
A 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只是工具，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能让国家发展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会建立起适应国情的好的政治制度。
B 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不仅仅是工具，“民主自由”还是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了良好的制度，发展经济才有意义，不然，国家越强大，对个人的压迫就越严重。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廉洁水平、福利水平、生活幸福状况、公平正义情况等等这些涉及到“小民尊严”的部分指标，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还是由政治制度来决定的？
这个并不是仅存在于中国大陆的讨论，在西方，也有大把支持“制度决定论”的学者，他们认定，中国大陆与普世价值格格不入，因此中国的道路不可能走通。
我们在本文第五章论述了这些社会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高相关性。但是，也会有朋友这样解释：发达国家是因为实行了符合了普世价值的社会制度，所以经济发展水平才上去，进而各项社会指标也变好了。他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看，科技发达的国家，全都是民主国家”，这说明民主制度有利于释放人的创造性，从而搞出发明。
在现实中，一个各项社会指标都良好的国家，往往同时是“自由民主国家”和“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因此，要看到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政治制度才是真正的决定者，可以使用变量排除法。
去掉一个变量，看看结果是否还能成立，如果还成立，那么去掉的变量就不是决定因素；如果结果不再成立，说明去掉的变量是决定因素。
这个时候，台湾的学术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说明这是一个社会氛围良好的经济体，大陆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台湾保持了中华正统所致”或者是“台湾有了自由民主制度所致”，不管怎么样，都是制度决定论。
那好，我们就留着它的制度。
然后，打掉它的生产力水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是会继续“最美的风景是人”，还是……
不要小看这项学术研究，制度决定论在当今世界上，有着很多拥护者，在中国互联网上也是如此。中国大陆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就声称这是“体制问题”。因此，研究清楚对社会指标影响最大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因素，是不是社会政治制度，这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而且，作为这项伟大的社会科学实验的试验品，台湾同胞也是自愿的。首先，“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是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不是任何人拿枪逼着的；其次，被剥夺掉生产力也是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因为台湾同胞在清楚自己选票投下后两岸冰冻的前提下，仍然选择了蔡主席，选择了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绿营。这说明台湾同胞有为科学探索献身的热情和勇气。
国台办多次向台湾同胞喊话：不承认九二共识会对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危害。这其实就是在实验之前征求试验品的同意，向其说明实验过程中会有哪些危害。而台湾同胞们2016年投下的选票，则签署了双方的科研合作合同。
这项庞大的社会科学实验项目，也是中国对世界社会科学界做出的贡献。量台湾之物力，结世界之欢心。其结果也可以彻底终结中国互联网上“制度争论”。
作为一个在网络上讨论了十六年的时事政治问题、对舆论和意识形态非常感兴趣的观察者，对这项实验的结果也非常非常感兴趣，无论这个实验的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
即使这个实验的结果和我的理论预期不符合，那我也会修改自己的理论以和实验吻合。一想到这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实验能够脱离空谈，在现实中真正做出来，兴奋心情就像下文中的丁仪一样：
“嘿嘿嘿……”丁仪发出一阵怪笑，“少校，我不过是尽我那点儿可怜的责任罢了，你真以为我在乎什么？我不在乎，没有物理学家真的在乎过什么，比如上个世纪初那些人，把释放原子能量的公式和方法给了工程师和军人，然后又为广岛和长崎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伤心模样，多么虚伪。其实，我告诉你吧，他们早就想看那些了，早就想看那些被他们发现的力量是如何表演的，这就是由他们，或者说我们的本性决定的，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不虚伪，我也真想看那两根有奇点构成的弦缠到一起后所发生的事，我还在乎别的什么？笑话！”
球状闪电 下篇
如果提前统一了，这项实验就没法做了，那该有多遗憾。
怎么也得等实验做完了再处理小白鼠吧？
十三、不同的材料
有朋友读完了上篇和中篇后会有疑问，按你的这种逻辑，为什么蒙古经济这么落后，却没有主动要求并入中国？
我当时在上篇里是这样回答的：
答：其实，大多数时候，经济弱小一方的政治实体，都不会因为经济糟糕而选择主动希望并入强大的一方。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更棘手的因素：宗教、语言、文化、民族……
只有很罕见的情况，例如东西德国、南北朝鲜、海峡两岸这种，仅仅因为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因素而被分裂为两部分的，才比较适合这种可能。
这个回答比较简单，下面展开论述一下。
本文有一章的标题是《硬而脆的壳》，描述了如何通过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一个壳，使得生产力难以传导到上层建筑层面。其实，现实中的“壳”绝大多数都比政治意识形态材料构成的“壳”更为坚固。
最坚固的几种构成“壳”的材料，分别是上面提及的语言、文化、民族、宗教。
而“民主自由”这种由政治意识形态材料构成的壳，与上面这几种没法相比。因为政治意识形态随时可以改变，而且改变成本很低。比如我之前是个小粉红，当出现幼儿园事件的时候，我就崩溃了，我心理就承受不了了，我就喊着要移民了，你看，这种心理状态转变相对而言非常轻松。
再比如我之前天天读红宝书毛选，突然发现对面的香港原来如此繁华，我崩溃了，我偷渡了，我到了香港，然后转头就可以破口大骂“专制独裁”，成为“自由人”了。
但种族（民族）则不同，你就算在美国天天以“精神白种人”自居，美国人看你照样是亚裔，这个改变的困难就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当年很多中国大陆人声称即使被台湾（中华民国）统一也是能够接收的，毕竟“都是中国人”，但是要被美国统一，这个支持者就少多了。
语言也是如此，两岸统一，只需要稍作适应即可。可是英语……似乎有很多老公知都不过关啊……
宗教这个材料更是异常坚固。比如某些宗教，能进不能出，你强退那搞不好要死人的。你在中东喊一嗓子：“以色列科技比我们水平高这么多，我们改宗教信仰怎么样……”，那大概率会被人当场打死。
如果做个形象的量化的话：
中国大陆未来对台湾（菲律宾化之后）具有的实力优势100，能冲破由政治意识形态组成的防御力为60的壳，但对外蒙古具有的实力优势300，难以冲破外蒙古由国界+语言+文化+民族构成的防御力为400的壳。
所以，我一直强调，台湾问题只是疥癣之疾，根本没必要在这上面花费太大资源和精力。大陆内部的民族和宗教整合的重要性，以及把握好中国经济这艘大船的重要性，要比台湾问题关键多了。
当然，语言、民族、宗教这些坚固材料组成的壳，也不是冲不破。但是单靠经济和技术优势的榜样力量的话，确实很难，需要达到一个非常悬殊的差距才行。比如现代文明到一个土著的岛上去，展示对于土著文明而言的各种神迹，那么即使土著之前信某种原始宗教，语言也不同，民族也不同，仍然有可能把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你奉为天神。
部分台独分子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也试图打造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壳，比如把台湾说成是台湾民族，强化繁体字的意识，创造台湾拼音甚至“台语”的概念。但很“可惜”的是，这些工作做的太晚了。用民族、语言这些东西做壳，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而现在中国大陆已经相当强势，正在不断对台湾辐射影响力，这些“新壳”还来不及晾干，就会被经济辐射之风撕的四分五裂。你来大陆能涨工资，你来不来？看不看简体字？说不说“国语”？
十四、两朵乌云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自己推论的头头是道，可你不过是个普通人，怎么能影响海峡大局？怎么能确定局势就一定会向着你的方向走？
因为这其实就是当前局势发展下去的方向。也就是说，几方都不做颠覆性的政策调整，局势一直发展下去，台湾这样走下去，大陆这样走下去，其轨迹自然在未来会产生那样的交点。
当然，就像评书中的那些精妙的古代行军打仗的阵法一样，一个阵总是有“生门”和“死门”的，入阵者只有从生门才能得脱。
对于台湾而言，“死门”非常多，“生门”只有一个。
就是台湾尽快统一，一国两制，越快越好。主动被动都行，和统武统都可。
有的朋友会说，武统对台湾也是生门？
这事就与“和平”还是“武力”这种手段没多大关系，只与什么时候统一密切相关。认为手段不同结果会差异巨大是想当然的。
火候到了，根本不用在乎什么和平还是武力，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湖南也是和平解放的，并没有和武力打下的省份有什么区别。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
现在打下了台湾，全世界都盯着，大陆政府又很爱面子，肯定要把“国家统一”做的圆满，统一之后，台湾人也是和北京、河北一样的同胞，北京大兴的打工者被驱逐后有诉求，河北孩子烧不上暖气有诉求，那现在台湾同胞要过好日子，要解决20年工资增长缓慢的问题，要解决核废料存放的问题，要中央政府扶植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但不要插手），那也是人民的诉求，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能厚此薄彼吗？
不但不能薄了台湾，根据一贯的统战模式，这种越有离心倾向的群体，越是要优待厚待。台湾同胞要钱支援台湾经济，在两岸统一、维护团结的气氛中，你能好意思说不给钱吗？
台湾现在的基底这么高，“解决他们的问题”只能靠从大陆抽血，换取台湾人在表面上的认同。而这也将是大陆政府优先选项，因为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做的统战方式，也是大陆这几十年来一贯的统战思维。
而且再做一个预言，即使武力统一了，很可能仍然会是一国两制的基本模式。第一，大陆现在已经没有在白区做群众工作、在白区深入基层的能力了，不如羁縻统治。第二，台湾白区的经济实力明显强于大陆地区，而且还有足够的资本享受小确幸，因此整个白区群众先天就对你没有信任和好感，这种不信任不单单是建立在宣传的基础上，也确实有经济基础支撑。这是当年解放战争中都甚少遇到过的问题。
如果台湾这样做，那么2300万台湾人将成为又一群“高等华人”，我们又会多了2300万个大爷。而且如果是台湾主动和平统一，那还有远这更棘手的后果，在中篇中已经分析过了，不再赘述。
这可以说是整个理论体系中，最大的一朵乌云。
因为在这朵乌云面前，我们是完全被动的，台湾只要想同意一国两制，大陆这边一定会接纳；台湾只要宣布独立，大陆一定会武统。到时候就算是神仙也帮不上忙。
这个时候，一是要靠绿营的同志们的稳定发挥，不要主动和大陆谈统一；二是要靠解放军的壮大，展示强大的军力，吓唬台湾不敢宣布独立。左右两边各竖一道有力的挡板，把台湾这只小白鼠牢牢关在中间，让笼子随着时间的传送带向粉碎机驶去。
还有一朵乌云，来自另外的战争可能。这个战争可能是大陆主动提前收台，也可能是美国亲自下场参与的战争。
好在从刚刚结束的十九大报告中可以看出，对台政策的表述还是较为稳健的，只是强调阻止分裂，但并没有说要主动武统：
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直播全文） _中国政协_中国
如果美国亲自下场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之前的美国总统不太一样，这家伙作风粗暴，对外贪婪无度，赤裸裸追求实利而不在乎什么道义，一派奸商作风。
对付这种对手，只能用他听得懂的话和他交流，就是拳头。
我们当然不主动去挑逗美国，但要亮出拳头让这个奸商知道，中国现阶段可以在经济上稍稍让步，但在关键问题上你决不能得寸进尺，否则两败俱伤，你的生意也做的不漂亮。
战争选项对于本文的理论体系是乌云，同时对于台湾也是“死门”。战端一开，不管中美最终胜负如何，台湾恐怕是连现在的小确幸也保不住了。
现在肯定远不是最佳的统一时机，但是如果美国真的逼着我们提前动手，把我们逼到墙角，那也只有咬着牙去承受统一后的问题。
现在统一之后，肯定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包袱，会拖累中国复兴的节奏（拖累的具体强度还不好说），消耗中国的政治资源。但如果真的美国军舰敢来台湾，触动了反分裂法，那即使是坑也得强踩，因为如果美军重返台湾，而中国坐视不管或仅仅抗议，那对政权合法性的打击则更大。
所以，综合分析，处理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以武拒变，以拖待变。
以解放军的强大武力，确保台湾二十年内不统一不独立，维持台海现状；同时搞好产业升级，拖到台湾这个“准发达地区”被中国大陆这个“发达国家粉碎机”彻底将其先进工业能力碾碎的那一天。
十五、结语
在本文的最后，再完整阐述一遍未来二十年对台的“组合拳”应该怎么打：
1、大陆网络放开台湾绿营对大陆的恶意报道，在大陆内部会自然产生仇台情绪。
2、大陆内部产生的仇台情绪，自然会和台湾仇陆情绪发生碰撞，由此产生更大的民间对立。
3、利用这种民间对立和官方对立在台湾刺激出的民意，确保绿营能够长期执政。
4、绿营长期执政条件下，国民党会被消灭，从而为大陆解决掉威胁执政合法性的一块心病。
5、绿营靠群众斗群众上台，治台无方，只能继续靠斗争而活，从而拖累台湾经济。
6、绿营被自己的基本票束缚，难以与大陆和解，因而不但越来越难以分享大陆发展成果，还会慢慢被大陆这个庞大的“发达国家粉碎机”逐渐向上升级的产业挤垮，从而给台湾经济致命一击。
7、大陆用“看不见的手”打垮台湾经济，这个过程没有明显的制裁、没有武力。由于绿营已经把台湾绑在了大陆的对立面，因此大陆的发展自然会导致台湾的衰落，二者是同一件事，前者发生后者自然发生，不需要刻意去做后者。
8、在后世的任何历史书上，都会是“台湾自己竞争力下降，逐渐没落”。从而把台湾这个案子办成铁案——这是你自己不要服贸，不要九二共识的，我拼命拉你了，但你拼命不要，最后没拉住你掉下去了，我也很遗憾。这样会使大陆站在道德高地上。
9、在这种环境下，台湾经济萎缩带来的是台湾内部资源的紧张。
10、这种资源紧张将会传递到台湾各个阶层，就像“大逃杀”一样，社会内部将会以越来越互害的方式互相争夺越来越稀少的资源，手段日益丑陋直白，治安下滑，社会不满加剧。而这会进一步加剧台湾投资环境的恶化，进一步使有能力的人逃离台湾。台湾人想当然的认为，大陆的威胁会使得台湾同仇敌忾。但真的挤垮台湾经济之后，内部的狗撕猫咬会上升到首位矛盾。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人排队买面包的时候，他们不怨恨美国，怨恨的是苏联体制和苏共，因为这是他们能直接感知到和他们争夺资源的东西。
11、大陆产业升级完成之后，国力提升的同时，社会公平程度和小民尊严也会提升，从而为台湾提供一个亮眼的对比对象。国力为价值观背书，大陆的价值观在别人眼里会上升为新的普世价值（这甚至与该价值观本身是否有漏洞无关），原来眼里的bug，一部分消失了，另一部分变成feature。
12、曾经经历过准发达经济体的台湾，忍受社会混乱的能力非常有限。而对“小民尊严”和“普世价值”的渴望，自然会使其转向中国大陆。大陆在台湾人的眼里将逐渐由“征服者”变成“值得期盼的解放者”。
13、这个时候，大陆或者台湾，自然会有人出来说：“这一切都是体制问题，是因为台湾的体制落后，没有尊从普世价值，所以社会才缺乏道德，人才会干坏事”。
14、“台湾因为体制问题而没落”同样也会在大陆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政体”没落这件具有强冲击力的事实，可以很好的为大陆维稳。
15、到了这个时候，大陆这边就没必要着急主动统一了，等着内外交困、同时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文化粗陋、价值观落后、没有小民尊严的台湾，主动找上门来。此时的台湾将毫无筹码，台湾这张“股票”的票面价格跌到最低，可以以最廉价的成本回收，而且回收之后服服帖帖。
很多台湾同胞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虽然可能会被大陆的武力压住，但我不会屈服于独裁的暴力，我仍然坚持心中正义的信念，而且周围的人也会认为我是正义的。我可能会死，但我会成为反抗中国暴政的烈士。其实这是想多了，按照这套组合拳走下来，台湾的最终命运，可能会和下面这段小说的主人公一样：
这就是他为人所知的一生了：一个高级纪检干部，生活腐化变态，因同性恋情杀被捕，他以前在男女交往方面的洁身自好在人们眼里反倒成了证据之一……一只被人群踏死的臭虫，他的一切很快消失得干干净净，即使偶尔有人想起他，也不过是想起了一只臭虫。
现在宋诚知道，他以前之所以作好了为信念和使命牺牲的准备，是因为根本不明白牺牲意味着什么。他曾想当然地把死作为一条底线，现在才发现，牺牲的残酷远在这条底线之下。在进行搜查时他被带回家一次，当时妻子和女儿都在家，他向女儿伸出手去，孩子厌恶地惊叫，扑在妈妈的怀里缩到墙角，她们投向自己的那种目光他只见过一次，那是一天早晨，他发现放在衣柜下的捕鼠夹夹住了一只老鼠，他拿起夹子让她们看那只死鼠……
小说《镜子》
没有大国崛起，丢失的不仅仅是小民尊严。挨打挨饿的同时，你还要挨骂，还要被当做邪恶轴心，死有余辜的那种。没有技术和工业，没有硬实力，那么什么都不会有。
台湾同胞不晓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天真地把社会发展水平的因素想象为道德、制度、选票，何其幼稚。但这种幼稚正好可以为我们所用。既然他们现在把台湾暂时优于大陆解释为这些的作用，那当台湾没落之后，他们也同样会用这样的逻辑去解释这种没落，从而自然导向我们想要的结果。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洗脑的最佳方式不是硬灌，而是提供真实的材料，让他们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自己想出我们想要的结果，这样的洗脑结果将牢不可破，远超《1984》。
插一段，如果中国今后要走帝国主义道路的话，那么首先要做的，建议先取消政治课，把马克思主义拿走，不让民众接触历史唯物主义，并借助民族主义，把中国这种唯一一个从顶峰到低谷后，还能再次崛起的大国奇迹打扮成“昭昭天命”，蒙上一层神化色彩，宣称中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当然名字可以换换），宣称“中国例外”。并用中国现实的发达和强大为这种理论背书。当然了，中国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走帝国主义道路的，这段只是一个脑洞。
文章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台湾问题虽然是一个点，但它就像一个棱镜，折射出中国发展过程中很多环节层面的东西。今天的中国，重点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产业升级，搞好半导体，改善我们自己的社会治理能力，没有必要在台湾问题上花费太多资源，更不要因为贪图“统一台湾”的虚名，而过早强行吞下，打乱中国发展的正常轨迹。同时，也要以武力手段确保台湾不被任何敌对势力从我们手中分裂出去。
台湾这块肉，既要握紧，又需养养再吃，那时才是最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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