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废话，民主当然是好东西，——不过，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民主是有条件的好东西。因为在特定条件下，民主制度确实是有效的，结果是平和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民主制度却是无效，后果是暴戾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制度并不是田园牧歌，相反，它是矛盾斗争的产物，而且可能是残酷的生死斗争的产物。从政治学的观点看，民主的基本功能与其说是选举和监督政府，不如说是让政府作为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尽可能妥当地处理各类矛盾，从而维护既有政治体制的生存和运行，以增进社会福祉。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矛盾斗争，民主必然要变成一种坏东西。

　　西方政治史中的雅典困境展示了矛盾、民主与大国的互动问题。这个问题，从雅典时代一直贯穿到如今的美帝国时代。这段历史或许对我们思考大国和民主问题有所启发。

　　也许雅典困境远在古希腊文明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各种民主化的尝试中，但不幸的是，没有人知道最早的民主长得啥模样。不过，如果我们相信启蒙思想家们，那么不妨假设他们所谓的“自然状态”就是人类民主政治史的起点。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个人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人干涉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争端完全通过舌头牙齿和拳头棍棒来解决。出于对完全自由竞争的厌倦和对有序幸福生活的向往，政治学猴子们一致决定缔结一个契约，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以组成一个政府，以便协调和解决人之人之间的矛盾，更好地组织人与外界的矛盾，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国家。

　　自然状态下的“契约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应时之作，其要旨在于论证“君权” 来自“民赋”而非“神赋”，并不是严肃的历史学考证和论述。但无论如何，契约论在某种程度上树立了“民主源于斗争，统治来自民主”的基本政治模型，多少有点说服力地演示了人类何以会需要政府的心理机制。

　　至于第一个实证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当首推雅典的贵族民主体系。通过分析这个民主制度原型，我们可以看到简单地判断“民主是个好东西”是多么的愚蠢，“民主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是个有用的东西”才是历史的真谛。

　　如果我们接受“民主是个好东西”论，那么与希腊文明同时演进的中国文明就将以其集权性质而成为坏东西。但这显然是高度贫智的结论。邓公已经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任何制度的好坏优劣，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发展为标准来作出判断。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维持了中国五千年高速发展的集权制度肯定是好东西，而由于内部分裂而瓦解，最终在时髦的基督教手中进入中世纪的西方文明肯定是坏东西。

　　看得出来，那位断定“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学者采取了多数中国“精英”的思维方式，轻率而幼稚地决定忘记掉马克思的所有观点，而宁愿以一种感性的视野来分析理论问题。不过，当他如愿以偿地忘记了已经不太时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时，他也就无法看到真正的历史规律乃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像考CET4一样，在区区几个固定的选项中选择某种合意的政治组织形式；相反，一切政治组织形式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首先取决于经济组织形式，而经济组织形式则是由该社会所处的特定生存环境所决定的；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政治组织形式也必然是多样化的。

　　正好，最近我读David S. Landes的《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又碰到了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首次论证的“治水社会”理论。用现代科学数据包装起来的治水社会论看起来虽然比魏特夫的理论更加貌似先进，但结论是一样的：由于独特的自然（光热水等）条件，西欧社会能够以小规模的经济单位，通过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组织社会生产，而不存在大规模治水的现实必要性，也就注定不可能产生高度组织化的东方式集权政治。

　　“治水社会”论的久盛不衰，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提醒某些一味崇西反马的中国“学者”：是否能够最有效地维持生存、促进发展，乃是决定政治制度好坏的基本标准；政治制度永远不可以脱离生存与发展的考量，而独立地具有“好”与“坏”的超验性质。是否能够理解这一道理，是衡量学者们是以学术思维还是以孩童思维来思考问题的唯一标准。

　　现在，让我们把“治水社会”论叠加在“社会契约”论之上，这样就可以把古代雅典社会的政治体制选项封闭在无政府主义与专制主义两个极端之间：首先，在古代雅典，高度放任自由的无政府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必然在混沌之中出现政府；第二，由于缺乏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因此高度组织化的集权政治体制在雅典是不可接受的。

　　古希腊的立法者们面临的形势是：由于缺乏大规模组织化经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几个人都没有足够的威望或者物质资源，能够对其他人形成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因此，在发生意见纷争时，唯一的理性解决办法就是通过谈判以求妥协折衷。在不断的斗争和妥协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能够为最大多数接受的原则。这些原则经过泛化抽象，也就成了所谓的“习惯法”，这正是后来梭伦等改革者立法的思想渊源。

　　梭伦等人的所谓“改革”，并不是把某种外来的或者凭空创造的制度强加在雅典社会之上。事实上，与其说他们创造了法律，毋宁说他们把握了雅典政治传统的精髓，并将其化用于雅典社会。由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具有扎实的文化根基，加之设计妥当，因此并无水土不服之虞。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雅典民主一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济是繁荣的，文化是昌盛的，政治是宽容的，公民间的诸多争端均可通过法律进行调节，公民们的重大政治主张均可通过区区一碗石子而成为政策。于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背景下，斗争成了偶尔的杂音，和谐成了绵远的主流。

　　然而，这却是无比短暂的昙花一现。如果说雅典的民主制度较好地处理了内部争端，形成了民主的一时之盛，但随着外部矛盾的出现，内部政治格局开始出现断裂，并最终撑破民主制度的调节能力，敲响雅典民主的丧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雅典民主的危机乃是来自于雅典的繁荣和强大。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没有出现“治水社会”，但雅典同样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这为雅典埋下了反民主的思想种子。

　　雅典最初的大规模社会组织经验来自希波战争。由于大流士的入侵，原本闲散的雅典人变成了军人。对雅典的民主制度来说，希波战争更像一场悲剧，因为它第一次把军事胜利的果实送给了雅典人，于是正面强化了雅典开展社会动员和组织的偏好。信心爆棚的雅典人出于对自身力量的迷信，加上对大国地位的渴望，于是不自量力地决定扮演 “国际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并且主动把国家力量的锋芒指向斯巴达。雅典追求大国地位的努力，结果是使自己深陷长期战争的泥潭，被迫进行持续升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由于社会资源被约束在战场上，依靠海上贸易为生的雅典经济陷入崩溃，内部矛盾激化，导致民主机制调节和约束功能的失效。最后，压制性手段成为解决内部争端的标准做法，专制主义的萌芽于是破土而出。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后果是雅典民主时代的终结和僭主政治的开始。雅典僭主政治总体上是集体统治，其集权程度远逊于中国社会，但它仍然具有压制斗争的特点，而这是一切非民主制度的基本特点。苏格拉底之死正是雅典僭主政权试图“不争论”的一个例证。而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把高度组织和纪律严明的斯巴达当作“理想国”的原型，更进一步证明了雅典民主理想的沦失。当雅典人开始终结对内部矛盾的宽容时，雅典的民主也就正式死亡。

　　无疑，雅典民主亡于盛世的幻觉和大国的野心。——雅典失败的根源，是本来适应于一个较小社会的政治体制在一个超现实雄心的驱使下，去挑起并迎战一个过于巨大的外部矛盾，以证明自己确实是负责任的大国。雅典的政治制度显然不能制约那种被幻觉支配的集体权力欲望，这是雅典悲剧的制度根源。与之相对应的斯巴达则由于其高度军事化的准集权制度，而成为战争的胜利者。如果说生存与发展是衡量制度好坏的基本标准，无疑雅典的民主是一个坏东西。

　　雅典的事例表明：民主的初衷虽然是要解决内部争端，但它却必须处理好内外两个矛盾。民主在这两个矛盾中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外部挑战导致的内部组织化，另一方面，内部组织化必然导致对个人权利的压制甚至剥夺。

　　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雅典困境”。如何处理好雅典困境，是后世民主制度设计者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的一大难题。

　　分别于17世纪和18世纪爆发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再次证明了雅典困境的可重复性。在这两场革命中，每当外部挑战的压力加剧时，“不争论”都会成为解决内部斗争的主旋律。英国革命最终在传统政治模式与民主政治之间找到一个稳定点，从而较长时间地逃避了雅典困境。而法国则没有这么幸运：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它回到了传统的君主政治，继续用“不争论”来压制内部斗争，其结果是呈现出周期性政治动荡的态势，最终导致君主制的瓦解。法国的事例应该能够说明内部矛盾所导致的政治振荡在时间上是收敛的，即无穷趋近于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

　　堪称典范的美国革命因外部矛盾而爆发，因内部矛盾而走向民主，也同样遭遇到了雅典困境。

　　当华盛顿率领一帮农民，在法国的帮助下赢得独立战争时，北美十三州人民仍然坚持“五月花”时代以来形成的自治传统，几乎一致反对组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是对雅典困境的反弹：如果政府的所作作为会危及个人权利，那么我们宁愿不要政府。于是，由于断定不存在外部威胁，大陆议会选择了解散军队，让华盛顿将军解甲回家，骑马统帅他的百余黑奴种田为生。

　　事实很快证明，这一举措虽然防止了政府这个“利物坦”的坐大，但却埋下了使整个社会重返自然状态的危险。

　　敲响内部斗争的警钟的，是独立战争之后发生的谢司起义。这场规模不大的暴动虽然没有危及北美十三州的全局，但却使华盛顿、杰弗逊等人深感震惊。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作为守夜人的政府，那么每个人都会认为有权利以自己最喜欢的方式谋取最大的利益，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失控。

　　这一忧虑催生了制宪会议。然而，北美通向联邦的道路也绝对不是平坦的。谢司起义并没有使所有美国人民感觉到中央政府变得可亲可爱起来。由华盛顿、杰弗逊等人倡导的“弗吉尼亚方案”旨在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中央政府，但却遭遇其他各州的强大阻击。在中央政治与公民自治的斗争中，冗长的制宪会议几乎一举谈崩。会议最终以与会者的相互妥协告终：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但必须实行权力制衡；用一部宪法向联邦政府赋予权力，但必须在宪法通过之后三年内，制定十条修正案来保障公民的权利。

　　因此，麦迪逊制定的美国宪法由两部分组成：宪法主体是政权法案，十条修正案是人权法案。这样的宪法结构足以让人窥见美国制宪过程中的各方斗争之激烈程度，也可见允许争论对于一个民主体制的极端重要性。

　　美国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至少它不用担心外敌的入侵。尽管在华盛顿死后第十三年，第二次独立战争的战火焚毁了最早的白宫，尽管后来又有美法之间几乎爆发的战争，但总体上看，美国几乎是孤立于当时世界普遍流行的战争游戏之外的。这使得美国不存在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必要性，这是美国“小政府，大社会”格局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条件。

　　直到19世纪初，当托克维尔访问和观察北美时，还能够注意到美国社会中明显的自治传统，足以说明当时的历史形势并没有给美国联邦政府多少扩权的机会和理由。这时的联邦政府尽管可以绕开国会去打一些意在拓展边疆的战争，但这些战争的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并不足以导致美国社会的全面动员和高度组织。

　　使托克维尔眼中的田园牧歌美国消失的第一件大事，当数19世纪中叶的南北战争。这场战争的实质，是黑人作为新的政治经济力量突破了麦迪逊宪法设定的男性白人民主体系。它与其说是联邦政府的失败，不如说是美国宪法的失败。而战争的结果，则必然是以更为宽泛的公民概念，来调节黑与白这一新的矛盾范畴。

　　从民主制度发展史的角度看，南北战争的最大后果，却是导致了政府权力的膨胀。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整体上剥夺了南部诸州人民的公民权。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政府侵犯人权事件，可以很轻松地界定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大灾难。它采取 “压”而非“导”的手段来处理内部斗争，完全违背了民主制度的一般原则，因此非但没有缓和南方的黑白对立，反而扩大了本来已经很深刻的种族鸿沟。南方民众对联邦政府和北军的愤懑感，到1930年代米切尔小姐写作《飘》的时候，还油然浮动在南部诸州老居民的心坎间。

　　但内部斗争的弦并不容易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特别是在把一半国土面积上的居民定义为准敌人的情况下。因此，当联邦政府宽宏大量地对南方居民集体恢复公民权之后，新的法律体系开始显示出调节内部斗争的有效性。特别是随着工会运动和女权运动的相继兴起，美国政治似乎又展现出和谐向上的蓬勃奋进精神。

　　然而，美国毕竟已经不再是那个美国，民主也不再是那个民主。经过一场全面内战的洗礼，至少民众潜意识或者显意识中对于政府和军队的提防已经瓦解。因此，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当一战进入尾声的时候，联邦政府只需要以几艘美国客货船被德国潜艇击沉作为宣传材料，就能击破美国民众的孤立主义心障，把数十万美国军队投放到大洋彼岸的欧洲战场上去。尽管一战的残酷性反过来又逼使美国民众重新树立了孤立主义立场，但在历次战争中结成、深藏于集体潜意识中的战争荣誉感还是在1941年底导致了孤立主义心结的销散，使美国毫无返顾地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并从此形成了干涉主义的传统，在地球上肆意烧杀，终至杀入今日的伊拉克泥潭。

　　在美国政府权力扩张的旅程中，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但与作为内部斗争的大萧条相比，则未免是小巫见大巫。大萧条帮助美国政府完成了它过去 170年想不到而且也做不到的事业，这就是把政府之手伸到一向被自由主义者视为禁脔的经济领域中去。

　　不必去谈那些已经成为常识的历史。总之，在罗斯福当政的最后几年里，伯特兰罗素先生不无反感地抬脚把美国踢出“自由国家”的行列；到了1970年代，尽管反对种族主义运动取得了纸面上的伟大胜利，但罗素所不喜欢的“大政府”趋势已经变本加利飞升到了新的水平：美国政府不仅在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战争负责，而且还得为美国一半以上的GDP承担责任。

　　自从苏联解体以后，美国走入雅典困境的趋势更加明显。九一一之后联邦政府授权情报机构监视任何一个公民的通讯，而没有招致强烈的反抗，无疑是社会接受这种趋势的典型证据。对世界来说，美国佬走向雅典困境，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至少某个政治学家说过：单极世界容易朽坏，两极世界容易走火，三极世界最趋稳定。我觉得他也许是对的，在美国干涉主义盛极而衰之后，一个多极世界可能应运而生。

　　西方诸国的民主历程，足以说明民主制度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好东西。民主制度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它能否妥善处理好内部斗争，有效应对好外部斗争，并且能够在处理各种挑战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外部斗争的激化，而轻率放弃对于广大民众的依靠，转而对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务采取过激的处置办法。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首先能够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准则，有效调节社会分配等重大内部争端，从而团结最大多数人的政治安排，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内部和谐；唯有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民主机制才能凝聚内部力量，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使一个国家成为真正的大国。

　　如何处理雅典困境，这是大国崛起和民主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

　　作者：地球村过客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