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网上评价当年国共两党争夺天下最终胜败得失的文章很多，观点、立场、角度不一，见仁见智，其中，很多围绕者军事上的得失来评价，笔者个人认为，军事是政治的产物，军事不能脱离政治、研究军事得失必须结合政治上的施政方针、民心得失以及对百姓心理的长远影响着手，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军事不是孤立存在的，研究国共两党军事得失，必须从现象看本质，从军事为谁服务来综合评价。这些影射，往往在一些看似很小的小事中折射出来，但是着眼点在哪里，为谁服务，以什么为重却反映了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对民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又是无法消除的，以民为本者胸怀坦荡，最终取得天下；视民如寇仇者狂暴地用暴力压服，最终黔驴技穷，失去天下，却还叫嚣说“我们过去的失败，是因为杀人杀的还不够。把很多应该杀的都没杀造成的。”这种疯狂和荒谬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变成真理的。因为，当所有的人认为一个政权存在的所有作用就是掠夺、压榨和任意屠杀他们的时候，没有谁会再让这个政权再存在下去。

这里，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我们不妨来看看抗战时期发生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身上的两件事情，以及这两件事情最终的处理结果，在理性和良知的基础上客观地衡量一下，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领袖与平民之间，都直接与军事有关，也和我这篇文章所要阐述的军事以谁为本的核心有关，希望大家认真看看：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权面对共产党的壮大和日本的诱降，开始日益右倾，当时，陕甘宁边区群众供给部队、机关负担很重，加上1940年开始连年自然灾害，生活异常困苦，面对困难，有些群众不理解，甚至觉悟低，只看到眼前困难，把怨气全怪罪到了共产党头上，当时，在边区，发生了两起老百姓骂共产党、骂毛泽东的突出事例，一起是一次边区各县党政领导人在延安开会时，外面忽然雷雨交加，一个闪电打进会议室，正在开会的延川县县长季彩云不幸中雷击殉职，事情发生后，很多老百姓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趁机发泄怨气，说“老天有眼，就是还不够，怎么没把毛泽东劈死。”另一起是延安当地一个农民在那场雷击中唯一的毛驴被雷打死了，他放声大哭“老天爷不开眼，把我的毛驴打死了，叫我怎么活？！老天爷怎么不把毛泽东打死？！”无独有偶，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夫家姓伍的婆姨也骂了相同的话，周围的干部、群众都非常愤怒，认为他们简直是丧心病狂，是大反革命，将这两个人捆绑起来。向上呈报要求枪毙他们。大家普遍认为，这两个人不仅仅是没有良心的问题了，就是恶毒、阴险的反革命、特务，应当千刀万剐。

事情汇报到毛泽东本人那里，他沉默地沉思了很久，最后，要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杨尚昆转告下边，对这两个人不要抓，就地释放，并且叫人将那个伍家婆姨好生送到延安来，他想知道为什么她一个乡村妇道人家会骂出诅咒共产党的话来，以一个领袖的眼光，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缘由，重要的是发现这个现象背后的问题并且解决它，才是实事求是的。

在枣园的窑洞旁，毛泽东和伍家婆姨进行了面对面的促膝长谈，他亲切随和的态度，打消了伍家婆姨的顾虑，也就如实地把心中的话讲了出来，原来，早先她的男人为了支援1936年红军东渡山西，在黄河边牺牲了，抚恤工作没有跟上，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孤老的卧病在床的婆婆和一个小女儿，日子过的极为艰难，偏偏遭遇连年灾害，只能挖野菜、吃糠度日，这两年，边区机关、部队等脱离生产的单位增多，百姓为军粮负担很重，每个家庭都要上交一定数量的公粮，平时生活就非常艰难的她家交不上，偏偏村长等负责人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硬要夺走她家赖以为生的种子粮，结果，她在激愤下骂出了“老天爷怎么不开眼，把毛泽东劈死”这样的话。

了解了全部情况以后，毛泽东心情很是沉重，他要下边好好送伍家婆姨回去，临走时，还送给她满满一口袋粮食和一头正在产奶的奶山羊，要她回去好好照顾她的婆婆和女儿。送走了伍家婆姨，毛泽东马上要求杨尚昆着手实地调查边区人民的负担情况，结果发现确实负担过重了，由于日寇的进攻，国民党的封锁以及连年灾害，加上中央机关在延安设立以来，边区的各级单位、机关、政府工作人员、部队等非生产性机构、人员数量日益增多，边区百姓确实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以当时非常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全部人口只有150余万人，亩产量只有100余斤，而延安的直属部队就有两个旅以上，全部边区各级部队4万人以上，加上其他机关、工作人员超过8万余人，显而易见，确实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了。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吸取了开明士绅李鼎铭“精兵简政”的建议，将部队大量派出边区开辟新区，精简各类机关，充实部队，并发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让广大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将单纯的战斗部队变成战斗队与生产队结合的队伍，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大生产运动在各解放区军民中间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出现了著名的359旅和南泥湾的事迹，大部分部队基本做到粮食绝大部分自给，蔬菜全部自给，不但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还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上交，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以当时边区群众负担的粮食为例，1939年时150万人口需要负担20万石（一石约合160市斤）粮食，1940年抗战进入困难阶段后反降低到16万石，后来逐年缓步降低，到了1942年最困难时降低到了12万石，尽管当时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但是人民群众的负担不但没有增加，还降低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共中央深切体察民情，以民为本的思想在政治、军事上的体现。而结合当时现实，将军队由单纯打仗的机器变成政治、军事、生产结合的单位，也是我军能取得人民群众衷心支持的根本，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即使在敌占区和敌我激烈争夺的游击区，当地党组织和武工队也能组织群众进行生产，武工队甚至能组织群众到日伪军的炮楼下收割庄稼（当然，是在夜间，拉车的牲口的蹄子用布包裹起来以避免出声）。事实证明，正确了解群众中出现的各种情绪发生的原因并且教育、引导群众，实实在在地以身作则为人民服务，是能起到扭转群众错误、糊涂观念的作用，并且将他们的情感正确引导到正确方向上的。群众就是群众，不可能不短视，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一时的个人得失，共产党员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去教育他们、引导他们，设身处地地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的困难。，才能最有效地调动他们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毛泽东和他以下的广大党员、干部、部队指战员以自己的胸襟和以身作则为群众树立了榜样，最后，这支队伍取得了人民群众衷心的拥护和支持也就是必然的了。

与之相对映的，是1939年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日本间谍案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时过很久，仍然让很多人愤愤不平：当时，日本飞机对战时的陪都重庆的轰炸极其残暴，确实也有汉奸和日军派遣的特务潜入重庆给日机指示目标、进行各种破坏行动，但是，在对这些暗藏的日本特务、汉奸追查过程中，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残暴在其军统特务机关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这些特务为了敲诈勒索，向战时逃难到重庆的各地难民大肆敲诈、索贿、对于没有钱孝敬他们的，动辄就给人扣一顶汉奸、日伪特务的帽子把人抓进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一天，一家从武汉辗转逃到重庆的中年知识分子夫妇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的时候，他们的7岁的小女儿因为年龄太小，不小心摔倒了，把手中的暖水瓶摔碎了，这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马上被码头边转悠的便衣特务盯上了，一伙特务围了上来，硬说这小女孩是有意摔破保温瓶的，是要借机会用暖水瓶碎片反光给日本飞机指示目标，夫妻俩正为孩子摔坏了家里仅剩不多的财物生气，没想到飞来横祸，特务们包围上来了，当时赶紧辩解，说孩子太小，不懂事。但是特务们哪管这些，眼看敲诈不成，就不由分说将这一家抓进了集中营。

事情发生时，很多人在场目睹了，知道特务们的行径，但是大多敢怒不敢言，后来，重庆地方贤达人士、社会各界听说国民党政府准备以特务汉奸罪名处置这一家人，纷纷呼吁释放他们，并联名签字，当时中国空军的很多飞行员也出来以专业角度为这家人辩诬，飞行员们以自己的实地经验说“在几千米的高空（日本飞机要突破重庆周边群山的阻隔，至少需要飞到3000米以上的高度），小小暖水瓶碎片的这点反射光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不能传递任何信息，不要说天上根本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也没有任何意义，把这个作为通敌证据实在荒唐、牵强。”

但是不管各界人士怎样努力，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就是蛮横地不放人，眼看这家人实在没有什么可供他们敲诈的了，就要以所谓战时紧急处置法“处置”他们。这家人的丈夫终于愤怒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法庭上这样喊出了心中郁积已久的声音：“为了抗战，我们全家捐出了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为政府购买飞机，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汉口被日本飞机炸死了，现在我们家倒成了通日本的特务了？！报纸上说，民众的捐款足够购买多少架先进的飞机，现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我们这么惨，我倒想问问，我们捐款买来的飞机在哪里？！你们不去查这些捐款的下落，却污蔑我们家是给日本人打信号的特务，究竟还有没有天理了？！”

后来，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面对这位中年知识分子的愤怒诘问，在场的法官面面相觑，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之下，又给这家人扣上了“共党嫌疑”的帽子（天知道他们是怎样能把日本特务和共产党嫌疑二者结合起来的），秘密将他们处决了，连那个7岁的小女孩也没有放过，刽子手们为了毁灭罪证，用匕首极其残忍地捅死了他们之后，将尸体浇上了煤油焚尸灭迹，将残骨投入了长江。沈醉写道“后来听在场的一个特务讲，凶手们动刀时，那个女的恳求刽子手们放过她的孩子，说自己情愿替女儿多挨一刀，但是，对于这帮毫无人性的魔鬼来说，这样的恳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郑介民后来告诉我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因为涉及到夫人的事情。”

那么，这位中年知识分子所诘问的，也就是刽子手们的主子最见不得人的东西的，事实上，这个事情之所以最后要闹到杀人灭口，就是因为他无意中涉及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四大家族贪污民众抗战捐款的事情。

事情的原委是，抗战即将爆发时，蒋介石预感到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就发起了全国性质的献金购买飞机的运动，并且正好结合1936年他50大寿，国民党各级地方政权无不巧取豪夺强行命令民众“捐款”购买飞机，事实上，蒋介石还是准备将这些飞机首先用于在陕北剿灭中共和红军的，当时，全国各大中小学，甚至包括寺庙道观的和尚道士、尼姑都被迫捐款，这些款项，按照当时的数额计算，足够购买1300余架美国、德国生产的先进飞机的。

但是当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询问能用于和日本作战的空军飞机数量时，当时任空军司令的周至柔打开空军力量配属表，蒋介石才大吃一惊：当时中国空军能动用的全部各种飞机，只有305架！！整整缺少了1000架以上。

这缺少的1000余架飞机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购买飞机的事情是当时任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主任，挂中将军衔的宋美龄负责的，在向美国飞机制造商谈单子的时候，有人对宋美龄说“现在飞机更新换代的太快，现在买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这些钱存起来，等战争爆发时再买。”宋美龄觉得有道理，就把这些钱大部分存到了纽约中国银行的帐户上，而这些钱很大部分被她私下里划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购买回来为蒋介石首先用来剿共其次用来抗战的飞机中，很多也是缩水版的面子活，这些飞机的具体经手者就是孔二小姐孔令俊，在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时，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10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8万美元，美国老板当然也不客气，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而这每架2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

对于这件事情，蒋介石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派人调查当时的经手人和飞机的保管人，结果发现，当时中国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上，都有着“Oct1928（1928年出厂）”的字样，得知此事后，蒋介石给戴笠签发了密令，将全部飞机机库保管人员杀人灭口。

在蒋介石及其四大家族眼睛里，他们就是国家的一切，一切好恶都以他们的感觉为中心，军事对于他们，首先是服从于绝对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的，只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威胁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才要三心二意地进行抵抗，而对于民众，则始终是担心、防止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老百姓任何对国家事物的过问，都是可能威胁到他们统治的，因为他们作的，大都是以抗战旗号掩护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一旦有可能败露，就穷凶极恶地使出了杀人灭口的手段。

只是屠杀并不能掩盖一切，也不能让民众心中的不满、激愤被吓回去，屠杀的始作俑者们想象不到的是，他们的这种种行径只能潜移默化地消除他们在人们心中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最后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了。这些，也不是到今天还迷信外国援助、先进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海峡对面的顽固派和他们的拥趸们所能够理解的了。也更不是他们能承认的了，所以，最后他们的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