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05 | 中共进入第三个“强力作为”时期
类别(言论and历史) | 评论(0) | 阅读(25) | 发表于 20:10
● 陈冰（伦敦）
在"书写更加壮丽篇章"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一扇向过去道别的门重重地关上。关在门外的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以及其他只为自己谋利的官员们，而能够领导全社会"诚实劳动、勤奋创业"的革新者才有资格拿到入场券。

　　把陈良宇案与11年前的陈希同案相提并论，并且简单地贴上"权力斗争"标签，其实是低估了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远大目标与魄力。如果把"十一五"发展计划的扎实，处理国际事务的日渐大气，反腐力度的不断强化，中央部委数十个调研组分赴各国考察社会分配、福利制度、劳资关系、突发应急措施等等联系起来，那么，陈良宇案也许可以被看作中国进入第三个"强力作为"时代的标志。

　　温家宝在国庆57周年招待会上对改革开放"只会前进，不会倒退"的誓言，对"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强调，《人民日报》社论对"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动员，都显示新一代领导人不会错过"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三步走"的崭新时期

　　中共建政后能称得上"强力作为"的时期有两个：一是1949年到1956年间的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1978年到1989年的全方位改革开放。

　　在第一个时期，执政党以强有力的气魄引领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大多数人在"新社会"的建设和财富分配中获益，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第二个时期，中共领导人民解放思想，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把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带入世界舞台，老百姓的生活在解决温饱后向"小康"过渡。

　　目前正在进入的第三个"强力作为"时期，则是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现代国家的常理常识和科学发展观，来创造性地建构新型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使中国成为不仅让世界看重而且被世界尊重的大国。建立国家，成为世界大家庭一员，在国际舞台卓然而立，这个"三步走"是历史进步的逻辑，也是执政党肩负的重任所在。

　　在这三个"强力作为"时期之间，并不是说执政党没有作为，而是不够有力。有某一方面的成就，但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在上世纪60年代，虽有原子弹研发成功这样震惊世界的创举，但"十年动乱"的肖像无法抹去，肖像绘制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在90年代，虽有香港回归、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切向钱看"的形象近乎定格。某些党内高官不是领导社会进步，而是被领到以权谋私、闷声发财的道路上了。老百姓抱怨领导"不作为"，其实他们在忙着为自己"作为"，陈良宇就是典型代表。

别开生面的作为之道
　　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其实已有别开生面的作为。与毛泽东、邓小平"先农村，后城市；先思想，后行动"的策略相比，胡温的作为则是以"先国际，后国内；先行动，后结论"的线路进行的。这种"作为之道"与近年来国际形势的扑朔迷离有关，也与国内党政权力交接的盘根错节有关。

　　中国最近几年在外交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除了与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庞然大物"以不卑不亢的姿态保持着平等而顺畅的关系外，中国还把外交触须伸向全球各个角落，与南美、非洲、南亚、中亚国家建立起具有互惠互利实质内容的政治、经济、贸易新关系，目前正渗透中东地区，一个真正覆盖地球村的全球化战略格局已初步形成。

　　与以往相比，新一代领导人在外交上有两大特征：一是在对未来预见的基础上主动出击，把几年后可能出现的国内能源紧张问题提前到现在解决，把10年后中日更为激烈的利益冲突摆到现在逐步消解。二是用具体的外交行动体现"和谐世界"的文化理念，人民币升值不仅在帮美国经济也在帮世界经济；向冲突地区派遣维和部队，不仅在维护世界和平，也在为各种形式的"中国制造"走出去铺垫道路。

　　这种努力的结果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逐渐变成"祝中国成功"，日本新首相就职后便发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很多过去视中国为"竞争对象"的国家现在改口为"战略伙伴"。今后外交场上智和力的格斗会更多更复杂，但用心"作为"结果总不会太坏。

内政上先做后说

　　外交上的成就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魄力和执政风范，现在正向国内事务"攻坚"。其实，内政上的诸多"实际行动"已在为"和谐社会"理论做着诠释。出于对前代领导人的尊重和接受实践检验，更完整更全面的表述到现在才加以总结。

　　笔者最近到红军过雪山草地的川西北高原考察，那里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贫困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但藏、羌、回、汉各族的孩子们读完初中基本上不成问题，不仅学费、书本费全免，困难家庭的孩子还可以得到每月60元、40元、20元不等的生活补贴。学校是各县乡最好的建筑，绝大多数是寄宿制学校，有的学校甚至配有专职的心理辅导教员。老师们担心的不是没有条件教学，而是怕学生不来念书。这种变化实在让人惊喜，当地教育官员说这都是最近四、五年发生的事。

　　中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设施、公用事业等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均有所起色。最低工资制的推广，社保基金制度的建立，公共交通的改善，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整治，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资等等，都是平抑贫富差距的举措。

　　最近大陆媒体热烈报道医疗改革大方案，声称11个部位组成的医疗制度改革协调小组已开始运作，将按照"英国模式"建立由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新医疗制度。"英国模式"有很多弊端，但让全民平等享受基本医疗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大快民心的大动作。

在民主法治方面，差额选举制度在地方选举中基本确立，公推直选的范围在逐级向上扩大，20年磨出的《监督法》得到颁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职务任期、财产申报制度逐步健全。这都表明中共力图在扩大党内民主、动员公民参政、强化民主监督上有所突破，用制度建设促成和谐社会更是先进政治文明的"共同法则"。
革新力度首看民主法治

　　"和谐社会"一词是2004年16届4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次年2月，胡锦涛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六项目标，把"民主法治"摆在首位，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民主与法治是中共第二个"强力作为"期末党内先进者和大众共同的呼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制度上反贪防腐的探索近乎停滞，以致在陈希同案之后出现了过犹不及的陈良宇案，政府信誉因此受到很大伤害。现在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仅在承续邓小平、胡耀邦未竟的事业，更重要的是创建执政党能够"持续作为"的政治制度。

　　我们可在三个方面估量革新的力度：首先，能否扩大党内竞争民主，使那些有能力领导人民诚实劳动、勤奋创业的有识之士通过合法渠道就能步入政坛，无需拉关系走上层路线，腐败通道因此被堵塞。

　　其次，地方各级的党政监察机构和司法部门是否改革为中央垂直领导，纪检部门有效地监督地方官员的从政行为，不仅能保证廉政，还能督促他们有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

　　再次，能否赋予人大政协和新闻媒体更多参政议政、反映民意、透露真相、监督党政官员的空间和自由，使党内民主向全民民主扩展的进程中有阶梯可寻，有路标指引。

　　中国人谈起过去，常怀念50年代的"人爱人"和80年代的"宽容与进取"。未来的人们又会以怎样的字眼和心境描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呢？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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