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8 | 中国“皇粮国税”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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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始于井田制
　　“皇粮国税”始于周代。周代以前的夏、商两代是奴隶社会，奴隶的一切劳动成果都属于奴隶主，所以无税可缴。周代始于公元前11世纪，距现在约３１００年。周代已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出现了井田制。一“井”九百亩，等分为九块，诸侯、大夫们把周围的八块田分给庶民耕种，称为私田，收获的谷物归庶民所有，中间的一块田称为公田，公田产的谷物归诸侯、大夫所有，但由庶民耕种。庶民在公田干活，属于劳役地租，是税的最初形式，以后才发展到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到春秋时期，庶民们种公田的积极性越来越差，诸侯、大夫们就把公田也分给庶民，向他们征收１０％的实物地租，史称“履亩而税”，又称“什一税”。
　　田税和丁税
　　秦代除了田亩“什一税”外，第一次出现了丁税，７岁以上都要缴税，成年人更得为朝廷和郡县服徭役。
　　西汉初，与民休养生息，定田亩税“十五税一”，约６％，汉景帝又减为“三十税一”，此外，丁税、徭役也大大减轻，这是“文景之治”的标志之一。汉武帝之后，逐步加税。豪强地主通过兼并土地势力越来越强，便对抗中央，减少缴税。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缴不出税。于是西汉国力日渐空弱。西汉末王莽乱政，各地世族豪强便起来要推翻他，没有活路的饥民也起来造反。刘秀是南阳豪强的代表，最终登上皇帝宝座。
　　刘秀建立东汉后，将税率又恢复到西汉景帝时期的“三十税一”。养不了那么多官员，就并县裁员，史载仅“十置其一”，即裁员９０％。刘秀之后，赋税渐重，官僚豪强兼并土地日堪，最终引发黄巾起义，也葬送了东汉王朝。
　　东汉以后，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时期，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战乱就没有停止过，人民死伤无数，活着的也不堪赋税重负。到了北魏才出现授田地、定赋税等进步迹象。
　　租庸调
　　统一后的隋代，制定“租庸调”制，即按丁纳粟，称为“租”；按丁纳帛，称为“调”；按丁服役，称为“庸”。不按田亩收税，而按人口收税，目的在于鼓励人民开垦更多的荒地。
　　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和西汉的“文景之治”相似，其明显的标志都是轻徭薄赋。唐代仍沿用隋代的“租庸调”制：由官府授田，每丁每年纳粟二石，这只相当于一二亩地的产量，而每丁一般受田几十亩、上百亩，税率相当于汉代的“三十税一”，甚至更轻。若遇自然灾害，租调可减免。
　　两税制
　　到了唐代中期，按丁纳税的“租庸调”制已不能保证朝廷的收入，因为地主地多缴税却少，大量的失地农民又缴不起税，朝廷便宣布废除“租庸调”制，实行按亩纳税的“两税法”，即夏秋两次征税，每亩征税额大致是产量的５％，高于“三十税一”。“两税法”没有救济制度相配套。百姓若遇天灾，田地绝收，照样要完税，为逃税只好逃亡。据史书记载，“两税法”实行４０年后，灵宝县原有三千户，逃亡得只剩一千户。其他州县大抵相似。
　　到唐代末期，王仙芝在长垣县起义，黄巢在菏泽县起义，他们发布檄文，声讨朝廷任用贪官，赋税繁重，广大穷苦农民纷纷响应，史载：“所在群盗，半是逃户。”这些“逃户”就是为逃避赋税而流亡的农民。
　　五代十国时期， “两税制”已变成“多税制”，新添的杂税有：鸡税、鱼税、菜园税，橘园税、水磨税、砍柴税、浇水税、农具税、蚕税……几乎无所不包。
　　北宋的赋税仍沿用 “两税制”，大致为收获一石输官一斗，即１０％，是唐中期的二倍。北宋中期，官员、军队人数骤增，财政不堪重负，便在“两税制”之外又向农民摊派苛捐杂税。
　　南宋除“两税制”外，新增的税种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报账钱”、“和预买”、“科配”等等，不一而足。南宋赋税比北宋重好几倍。
　　北方的金朝统治者除了征“两税”外，又按产业征“物力钱”，按军事需要征“军需钱”，农民还要承担繁重的兵役和夫役。
　　元朝灭金后在北方丁税、地税并行，每丁每年纳粟三石，或每亩每年纳粟三升。灭南宋后将“两税制”之外的杂税基本免除，以安抚人心。
　　元代末期赋税太重，朝廷又不懂理财，财用不足就滥发钞币，使物价持续上涨，直至几十倍，从而引发红巾军大起义。
　　“两税制”回归和一条鞭法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比较体恤农民，表现为惩治贪官，轻徭薄赋。洪武十八年，他下诏尽逮害民官吏赴南京筑城。赋税制度则回归唐中期的“两税制”。
　　明开国百多年后，纳税的田地从八百多万顷下降到四百多万顷，其中河南从一百四十多万顷下降到四十万顷。这一半的土地都被皇家、王府、勋戚、官僚、地主兼并去了，而且不纳税。
　　到万历初年，出现了财政危机。张居正为相后在全国丈量土地，丈量出逃税田三百万顷。他又推出“一条鞭”法税制，将田税和徭役都折算成银子一并征收，故名“一条鞭”。田税银仍按地亩征收，役银由地亩、人丁来分担。后人评价：“一条鞭”法将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个转折。张居正死后，财政复现亏空，朝廷就在“一条鞭”之外一点一点搞了许多“加派”，二十年后“加派”额几乎相当于“一条鞭”额。最大的“加派”是“辽饷”加派，用于同满清作战。到崇祯时，不仅加“辽饷”，还要加“剿饷”，用于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又要加“练饷”，用于抽练边兵和民兵。民间称“崇祯”为“重征”。
　　“滋丁不加赋”和“摊丁入亩”
　　清朝康熙皇帝于五十一年下昭：其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十二年后，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随地亩起征，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将丁银摊入地亩，这无疑极大减轻了少地、无地农民的负担。从税收制度上看，此后只按地亩收税，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从秦始皇开始的“人头税”。
　　1840年以后，清政府的工商业税、海关税以及搞洋务运动（国营或半国营）的收入也可聊补财政不足。但是，直到清末，财政收入仍是以农业税为主，约占85%左右。
　　民国无税制
　　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国民党新军阀政府，中国没有统一的田赋制度，仿佛五代十国时期，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谁想咋征就咋征。农民承担的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比清末翻了几倍。
　　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的红军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则是另一番气象。苏区的土地税法属于“累进制”：“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免税”——保证基本生活所需；“每人分田收谷六担以上，征税1%……八担，征税2.5%……十二担，征税8.5%……”——收入低，税率低，收入高，税率高。抗日根据地征税以土地多少、资产多少为标准：贫农负担不超过收入的7%，中农负担不超过收入的15%，富农为25%，地主为75%，纳税人口不超过总人口的80%，仅能维持生活的20%人口不纳税。
　　农业哺育工业 工业反哺农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税仍占总税收的近一半，为了实现工业化，便用农业积累的税金去发展工业。在各国工业化初期，这是普遍趋势。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确实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地里打的粮食，先缴公粮，也就是农业税，再卖余粮，价格不高，农民毫无怨言。但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统筹、提留、集资、摊派等负担越来越重，党和政府三令五申减负，限定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５％”，这接近“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三十税一”。可是，有些基层干部统计的“人均纯收入”往往含有很大水分，农民负担依然不轻。
　　到了最近几年，我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相当水平，二、三产业的税收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农业税仅占总税收的百分之几。按各个工业化国家的普遍趋势，这个时候，工业应该反哺农业，不仅要免征农业税，同时还要补贴农业，于是便有了２００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存在了３１００年的“皇粮国税”终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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