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观察事物，距离和时间是两个重要但可变的维度。因此，距离会产生美感。如果距离再加上时间，我们就会看到动态的细节，只有在距离和时间这两个维度上进出，才有可能看出真相，而不至于在浮光掠影中迷失了全景。

那么，我们要怎么看今天的台湾政治，以及在政治影响下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此刻的台湾，民进党的陈水扁已掌权整整五年半。在这五年半内，台湾的经济日益下滑，出口增长率已居“亚洲四小龙”之末，后来居上的韩国，已愈来愈拉远它领先台湾的距离。以前，台湾常自我告诫不要“菲律宾化”，但就在最近，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开始告诫菲律宾人，不要“台湾化”。这真是使人伤心的嘲讽，台湾在亚洲和全球正日趋“边缘化”。

陈水扁政权的三大征候

除了台湾经济日益不堪闻问外，我们还看到了陈水扁政权的下述征候：

其一，陈水扁政权的体制性贪污腐化，已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由股市秃鹰案，高雄市捷运官商勾结案，中钢公司自肥及私通党库案，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股票案等等，可见陈水扁在这五年多里，以“改革”为名，将大量固有及公有财产贱卖给新兴的绿色财团。除此之外，民进党政府还大量地把公共工程以可疑的方法让绿色公司承包。同时每年还给至少2000亿台币的预算，用来辅助、赞助绿色团体与个人。所有这些作为，都显示出这个政权，其实与自由民主进步毫无关系，而更像是古代那种拿到天下后，即亲朋好友“用来享福”的王朝光景。最近4年里，台湾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也等于这个王朝借着扩大赤字，加速着分享和聚敛的速度。

其二，主张台独的陈水扁政权，拒绝面对中国大陆经济崛起的事实，甚至也没有阻止台商西进的能耐，因而在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东亚经济重塑中，不断被边缘化，于是，它那种诡谲的心态也日益表面化——对大陆成功的一面，它就以诅咒代替政策，诸如“中国两年内必然崩溃论”，继李登辉时代即已开始，至今已不知过了几个“两年”；而在大陆出现恶质问题，如“SARS”、劣质商品、禽流感，即表现得欣喜若狂，满足了他们“台湾优秀”的心理。这种只看对方缺点的心态，久而久之使得台湾产生了一种“向下看”的嗜好，并据此合理化了台湾的向下沉沦。

其三，面对经济的困难，政治的腐化无能，民进党的选情在最近台湾的地方选举自然受到极大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陈水扁一方面道歉，并企图借着所谓的“内部调查”，把贪腐问题全丢给少数人承担，来划清自己和弊案的界线的同时，他也展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反制，这些手段包括了对揭弊最力的电视台TVBS祭出“阴谋论”而加以打压，暗指TVBS有“中资”背景；动用情治检调的特务力量，给反对党政治人物罗织“与操中国口音的人作陪”的罪名；将台湾一个诗人喝了闷酒后打电话到行政院，说出过激的牢骚话，大张旗鼓地炒作成是恐吓威胁。弊案缠身的民进党俨然又成了被迫害的弱者。这次选举，它又举党动员，在军公教退休人员优惠存款利率18％的问题上大肆发挥，要用“军公教—平民大众”的对立紧张，来舒缓丑闻弊案带来的压力。在接连不断的排挤和制造矛盾下，整个台湾又焉能不内部日益分裂，群体间的相互厌憎愈来愈严重？

因此，陈水扁政权的无能已了无疑义，而它的丑闻弊案不断，也的确显示出它那种贪渎上的胆大妄为，而出了问题，它则习惯地祭出“阴谋论”，似乎它才是弱者，用这种自封的弱者身份，来掩盖问题，并转移责任。他们可以一面表演道歉秀，一面翻脸。明暗两手，永远在玩着敷衍塞责的游戏，而且经常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陈水扁政权百孔千疮，其贪腐无能，以及胡搅蛮缠的语言游戏招数也有目共睹，但千万别因此即认为它在年底的地方选举，甚或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会遭遇多大的失败。说不定就靠着它那种集“阴谋论”、排挤分化，以及抹黑在野党于一体的手法，反而会在必败中再度侥幸获胜，如同2004年原本必败的大选，可以靠两颗子弹之助侥幸获胜一样。

台湾社会如何失去判断力

对于陈水扁和民进党，我们已不能用普世的一般标准去看待。如果今天发生在台湾的事出现在另一个国家，这个政府不是被颜色革命赶下台，就是被选民所唾弃；也不会有人像台湾一样，犯了罪的人好像没有错，错了的反倒是揭弊的人。因而，对台湾的民进党，我们有必要做出更深刻的观察与解释——一个政权如此无能且贪腐，为何还能像没事一样？为什么它总是可以借着诡辩和祭出“阴谋论”，甚至搞出排挤、分化社会的伎俩，来掩盖它的问题？只有当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才会真正懂得陈水扁及民进党的本质。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由于长期的经济依赖、文化依赖和价值依赖，台湾社会早已成了一个不知道该如何判断问题，而必须看美国怎么说的社会。因陈水扁政权是个主张台独的政权，这一点符合了美国的秘密愿望，因而也就造成过去五年半里，不论陈水扁政权如何贪腐，如何打压媒体，如何对社会挑拨离间，美国和美国媒体都不会表达任何的不满，这种情况和冷战时代，美国支持所有右翼反共政权，对这些政权的独裁专制不置一词完全相同。正因为有美国当靠山，遂使得陈水扁政权愈来愈敢于任意而为。就以两颗子弹之事为例，如果换上是个不亲美的政权所为，在美国媒体一阵吹风煽火，特务机关一阵运作，一场颜色革命即可轻松完成。但它发生在民进党身上，美国不置一词，台湾再多的批评指责，也就无法着力。美国以隐形的方式支持并鼓励台独政权，是陈水扁贪腐，胆大妄为的主因之一。

“仇恨政治学”与“律师政客学”

台湾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演变到今天这种不堪回首的程度，还有两大不容忽视的因素，其一是台独意识形态的“仇恨政治学”，其二是集诡辩、矛盾、卑劣于一体的“律师政客学”。

首先，就台独意识形态的“仇恨政治学”而言，今天在朝鲜半岛、东南亚、拉丁美洲，我们都已清楚地看到“脱殖民化”的痕迹。但在亚洲，则只有台湾是个仍旧被殖民意识所笼罩的地方，因而才会有一位日本学者表示：“台独对日本殖民时代的歌颂，连日本人都觉得不安。”

由于台湾的未曾“脱殖民化”，因而台独的“恨中”、“恨华”情绪，比日美的极右翼还严重。这种仇恨意识在陈水扁执政后，有了堂而皇之公开推动的机会。前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其名著《仇恨的培育》（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里指出，以仇恨作为诉求，乃是欧美民主开展初期的普通现象。这是一种非常容易，非常廉价，而且经常有效的一种政治。这种政治由于划分出了敌我，于是对敌对我的双重标准也就有了存在的空间，而当有了双重标准，煽动也就等于取得了自己无论怎么做都不会错的执照。而到了近代，“阴谋论”更强化了这种双重标准。戴维斯（David B. Davis）在《恐惧阴谋》—书里指出，政治上凡事就祭出“阴谋论”，其实是很有用的。因为它鼓动出了一种情绪：善良而脆弱的“我们”正受到邪恶的“他们”之威胁，当有了这种情绪，“我们”无论对“他们”做任何事，也都似乎有了理由，而且不必良心不安。

因此，陈水扁政权为何那么胆大妄为地贪腐？那么喜欢搞社会族群间的挑拨离间？每次一出问题即喜欢搞“阴谋论”？以及为何总是那么恶形恶状地不择手段，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种“悲情意识”所造成的“仇恨政治学”，自认善良的“台独”正遭到“中共同路人”的威胁，因而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对付政敌。当他们习惯于以这种廉价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而且经常有效时，当然贪腐的胆子也就愈来愈大，甚至于根本就不认为贪腐是贪腐，而只是憎恨那些揭发贪腐的人。

除了台独意识形态下的“仇恨政治学”对台湾造成无限伤害外；在台湾非常鲜明的“律师政客学”，也同样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律师必须善辩，但因法律是权力的条文化，掌握了法律条文的解释权，即等于掌握了真理和权力。因此，律师在看透了这点之后，很容易就沦为权力上的虚无主义，只把法律看作为自己图利的工具。也正因此，古罗马时代的伟大政治学家西塞罗（Cicera）特别指出，雄辩的嘴如果缺少了一颗道德的心，就会给国家带来可怕的灾难。这种对律师政客的警惕，从文艺复兴以来，包括法国文化学巨人拉伯雷（F. Rabelais）的《巨人传》，一直到拜伦爵士的 《唐璜》，都对律师政客的阴鹫狡猾，做过针砭，拜伦甚至用“鄙陋不堪，但却邪恶得头头是道”来形容律师政客。

而台湾民进党的主要人物，包括陈水扁，谢长廷等皆律师出身。台湾的律师养成与欧美不同，台湾是中学毕业后即进法律系，而法律的教育则重条文，疏法理，因而在法律的大海里，愈是懂得在相互存有矛盾的空间里，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选择，愈是优秀的律师。当这些人在野时，以其口才和法律技巧，个个都是人权律师，而一旦当权，则钻法律孔隙，用法律整人和整媒体，也就成了他们的长处。法律人玩法弄法，乃是台湾的常态，陈水扁以善变闻名，今天如此，明天即如彼。在台北说一套，到了台南又说另一套，这不就是典型的律师政客之特质吗？

因此，陈水扁执政五年半，台湾演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其实是可以解释的。至于这种局面的改变，我们已不可能期待他们的幡然觉悟，而必须由台湾的选民来决定。西哲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被骗或拒绝被骗，只有等待选民在付出代价后醒来。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33期 总第2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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