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30 | 闲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难以感觉到的难题--答笑蜀先生
类别(言论and历史) | 评论(0) | 阅读(31) | 发表于 19:43
多谢笑蜀先生赐教。

笑蜀先生是我尊敬的人，尊敬源于那本《历史的先声》。那本书固然使我了解到一些前所未知的历史情节，使我产生敬意的，更是编者、出版者当时的勇气。从此，心中一直保持了这份敬意。

但尊敬归尊敬，套用笑蜀先生的话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关于真理的不同见解，仍然要借此机会说清楚。

笑蜀先生的真理是“自由和自由主义”，理由“大体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着眼”：“不自由，万类的生命皆无意义”，“不自由，人将不成其为人”。对此，我基本可以赞成，只是要指出，这种说法不全面。自由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人除自由外，还有其它需求。当自由与其它需求发生矛盾时，就有个取舍问题。对于中国现状来说，自由或许还只能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存、温饱、安全、稳定，或许比自由更重要；当二者不可得兼时，大多数人可能宁愿选择生存、温饱、安全、稳定。如果上述对现状的判断成立，那么关心民众和社会前途命运的人，是不是应该将生命的存在置于“生命的意义”之前；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应该将对生存、温饱、安全、稳定的关注，置于对自由的关注之上？

笑蜀先生不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他的答案已包含在他“崇奉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第二个理由之中：“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生命的活力才能充分展现”，“个人对于国家的贡献才最多，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突破口”。这种个人自由与个人福利、国家富强的三位一体，是自由主义的标准答式。据我了解，自由主义者往往不肯正面回答个人生存、温饱、安全、稳定与个人自由孰轻孰重、谁先谁后的问题。恕我直言，这与一种流行的做法类似：自称党永远、时时代表了人民，尤其是代表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拒绝回答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笑蜀先生说自由和自由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突破口”；“如果能够有一种制度激活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如果能够有一种制度激活十三亿同胞的大脑，我们中华民族就不难点石成金；就不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不难以人力资源、智慧资源弥补自然资源之不足，四两拨千金，低成本扩张、超常规发展，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如果真有这样的好事，纵然要为之肝脑塗地，又有何惜！谁如果反对、阻碍这样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高傲、狂妄”，而是可恶之极、无耻之尤！问题是，世上真有这样的东西吗？

笑蜀先生所说的“一种制度”，当然就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宪政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按它纸面上的设计，倒是很符合笑蜀先生的设想。但是，共产主义在纸面上的设计看起来也很好，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仁人志士为之甘抛头颅、甘洒热血？因此，判断制度的有效性，不能光看纸上怎么写，更重要的是看实践效果。

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践效果如何？这可能正是自由主义者引以为自豪、自以为有理由蔑视各个对手的地方：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都是宪政民主制度国家，这似乎足以证明这种制度的有效性。

正是了解到这种现实，从形成个人思想观念始，我即和许多人一样，在相当长时间内接受、信奉了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制度。但近几年的进一步了解，使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践，可粗分为三类：一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初期的宪政民主制度，二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三是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第一类西方国家早期的民主宪政制度中，为限制多数无产者对少数资产阶级的反抗能力，普遍按财产拥有数量等条件对民主制作了限制，将民主权利严格限制在少数人范围内。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民主权利范围才逐步得到扩展。

在这种制度下，贫富分化明显、底层反抗频繁，政治腐败、社会不公，都是普遍现象；自由民主，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但资本主义经济获得政治的有力支撑，发展较快；对外的侵夺、殖民，既加速了经济发展，也缓和了内部紧张关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顺利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在第二类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中，由于经济发展和股份制经济形式的扩展，社会贫富分化缩小，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进入“纺锤型”社会结构，普及民主权利不再对私有财产构成威胁，各国普遍扩大和普及了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并且蔚然成为潮流。在经济发达和权利普及双重效应下，政治清明、福利优裕，社会形成良性循环。

在第三类现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中，由于受现代“普世价值”约束，不可能再实行西方早期类似等级制、类种族主义的小范围民主制（我称之为等级民主制），而只能一开始就照搬现代西方、施行全面的自由民主权利普及。于是，占人口多数的穷人通过民主制度获得了对抗、甚至战胜少数富人的可能；富人们、既得利益者为避免这种“胜负定局”，只能拼命扭曲制度、以潜规则取而代之。各种压抑能量被释放出来，社会冲突剧烈，不是陷入所谓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拉锯动荡之中（拉美式），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被高度扭曲变形（东南亚式），社会权利实质上被少数人把持，分化严重、普遍不公、政治腐败，大多数国家动荡频仍、经济效率低落。由于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除非实行公有制，否则民众占据主导局面的形式不可能持久，因此，拉美模式也在逐渐向着东南亚模式靠拢。

由上可见，宪政民主制度要使自由民主权利普及，真正做到“激活民众的大脑”，实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其必要条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在达此阶段之前，无论是西方早期的“等级民主制”，还是现代发展中国家被扭曲的宪政民主制，都不可能实现笑蜀先生们所设想的效果。

不难推断，中国如果在今天搞“宪政民主”，将归属于上述三者中的哪一类。在发展中国家普遍被扭曲的宪政民主制度下，民众不但没有“激活大脑”，反而彼此冲突不断，社会动荡和经济低效成为常态。与这些国家的大多数相比，中国人口更多、人均资源更单薄、国情更复杂、历史积淀更浓厚，因此，中国要避免制度被扭曲更难，一旦被扭曲后果更严重；何况，中国还背负着沉重的体制包袱、积蓄了太多的负面能量，转型之路将比东欧、俄罗斯更为艰险。明知前面是一堵墙，却偏偏主张一头撞过去，这究竟是造福于民、还是残民，究竟是利国、还是害国？

我的主张很简单：先搭梯子，后过墙。首先，在权威主义框架下，保持发展和稳定，兼顾公平；在经济发达足以构筑中产阶级社会时，再启动政治转型。南韩、台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它们政治转型顺利；其它发展中国家迫不及待，结果不见其利、反遭其弊。

当然，当今权威主义体制存在多种弊端，需要改进。由于对现阶段中国来说，别的制度框架只会导致“更差”，因此，现在只宜在权威主义框架内进行改进；目前最成熟的改进方案，当属康晓光先生的“合作主义国家”方案。需要说明的是，“合作主义国家”方案拒绝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但并不反对逐步扩大公民自由；实际上，“合作主义国家”方案本身就设计了公民权利扩展和政府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当然，具体实施需要逐步推进，需要根据情况逐步展开。我的判断是，这是一个具备相当可行性的中期性政治问题解决方案。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至今仍然认为，就已知方案而言，宪政民主是最佳的长期性（即中国达到中产阶级社会水平后）政治制度安排。

笑蜀先生关于自由主义可致人民幸福、“国家强大”的另一论据是：“正是由于自由和自由主义之极度匮乏，才导致了专制、特权和暴政的所向披靡，才导致了专制、特权和暴政的长盛不衰，才导致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苦难”。这话我可以接受，但是它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或其它什么政治理想的“极度匮乏”，才导致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苦难”。显然，不只是自由主义，只要能够实现共产主义或其它某种政治理想（如儒家的大同，西方的乌托邦），中国人民也不会受这些苦难。但正象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一样（马克思说是物质极大丰富），自由主义和其它政治理想的实现也无一不需要自己的必要条件。没有条件而强行为之，搞出来的东西，必然不伦不类，就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自由主义。

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在，缺的都主要不是理想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现实条件。缺乏现实的必要条件，政治理论就沦为空想。相对于现实来说，几乎所有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境界都是理想的。决定政治理论优劣高下的，不是理想性和必要性，而是可行性和有效性。社会主义理论在20世纪末的失败，不是失败在不够理想，而是失败在无效、失灵、不可行。如果时间再往后1000年，客观条件变化了，说不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又会成为比自由主义更优越的制度形式。

自由主义在今天中国也同样面临“条件不具备”的困境，这似乎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所难以感觉到的难题。因此，自由主义方案至今在中国民间还占据舆论主流，至今还是许多人头脑中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对抗现实病毒的最好消解剂”。一种不现实的理想占据了大脑、左右了视线，必然会使人难以看清脚下真正可行的路，难以从现实可能性出发判断事物的轻重缓急和优劣取舍；必然导致社会结构更加刚性，本来难行的路更加难走。这就是我近来“对自由、自由主义主义颇多抨击”的原因。

笑蜀先生说“自由在他们的笔下便成了万恶之源，成了中国人民全部苦难的总根源”，这话至少对我来说是一种误解。我不知道“他们”笔下怎样，但我本人“笔下”从来不曾这么说。我说过，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来不曾真正得到过实践机会、无须为任何现实问题负责、没有任何历史包袱，这是自由主义能够赢得民众的重要原因。我批评自由主义不是因为它曾经做过什么，而是因为它可能带来什么。笑蜀先生问“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苦难尤其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到底是权威主义还是自由和自由主义造成的”？答案当然是前者，但这一答案并不是可以减少对自由主义批判的理由。历史证明，尽管德国纳粹主义在掌握政权之前也是现实的尖锐批评者，但如果人们在其劣迹未昭时就能够对它保持足够警惕、进行足够批判的话，那对于全人类会是一种幸运。原因很简单：现实固然糟糕，但它会带来更遭，尽管它许诺的是最好。

笑蜀先生认为我思想偏离自由主义预设立场的“主要原因是目中无人”，“对人的理性缺乏信心，对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缺乏信心”。我不知道笑蜀先生口中的“信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将出路建立在“对人的理性的信心”上，似乎我们应该选择的是共产主义；而且，既然对“人的理性”有“信心”，那么什么制度不可以呢？人若具有足够“理性”，权威主义也是天堂。离开现实空谈信心，这种话我们在公有化、大跃进、文革时都听过。如果人类理性足够，希特勒不可能上台，历史上各种人为浩劫不可能上演。顺便说一句，笑蜀先生这一说法，违背了自由主义“人性恶”的基本假定，虽然他“自命为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

笑蜀先生论证说：“二十五年的所谓改革，其秘诀说穿了不过一点，即国家对民间的些许让步。仅仅因为些许让步，民间就涌现了那么多的创造，就释放出那么巨大的生产力”，言下之意，如果国家再让步多一点，那就不得了；彻底放手，“就不难点石成金；就不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笑蜀先生这种富于激情的文字和想象，中国人并不陌生。当年正是这种想象和激情，刺激着中国农村经济由合作化走向公社化、城市经济由公私合营走向全面公有、经济形势由1950年代初的稳定高速增长走向了大跃进的挫折、文革的停滞和衰退。

在这种论证逻辑后面，是单向度的简单机械思维。什么东西都是过犹不及，当它极度匮乏时，它的价值最高；随着逐渐增多，价值渐减，边际收益越来越低、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直至得不偿失。即使是纳粹法西斯，其初上台时也政绩斐然；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结果却自掘坟墓。纵然是好东西，服用也要适“度”。这个“度”即上述可行性和有效性，它由客观条件决定。

行文至此，基本表达了我与笑蜀先生们的主要分歧。笑蜀先生谈到的其它一些方面，已属次要。例如，笑蜀先生说：“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把自由与合群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把自由与公正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把自由与安全割裂乃至对立起来”。不知笑蜀先生何所见而云？至少我自己从来没有将“自由”和什么东西抽象地“割裂乃至对立起来”；我说的都是在具体情境下，自由主义方案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由于缺乏必要条件，自由主义方案不可能导出“公正”；而且在转型期间，极有可能导中国于激烈冲突和动荡，这是我的基本判断。笑蜀先生举章太炎、胡适、马列等人论述作为依据，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历史的先声》编者所为。难道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还不够美好吗？在自我表述层面，任何理论都是尽善尽美的，这是理性自洽的基本要求。怎么说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笑蜀先生举美国的例子，更是表露了许多中国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一种通病：在他们眼中，好制度在一切条件下都是好的，根本就不受适用范围的限制；他们头脑中似乎根本就没有“客观条件”这样的概念。

笑蜀先生说我，“有试图做网上领军人物的迹象”，我不知笑蜀先生据何而言。据我所知，网上持我这种观点立场者，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寥寥无几。从对这篇文章的回应，就能看出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如何的“不得人心”，所谓“领军”，恐怕也只能领着自己的影子吧？而且，我感到奇怪，我只是直抒胸臆、凭自己的认识有什么说什么，为什么发言多就是“试图做领军人物”？自由主义阵营中也有发言多寡之别，难道发言多的，都是“试图做领军人物”？

再次感谢笑蜀先生赐教。我相信：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走火入魔”，什么是“高傲、狂妄、荒诞”或“糊涂”，正大光明匾后面并没有藏着答案，这是一个需要辩论才有望澄清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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