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可以挡车的时代来临了 - 达人(edu)

2005/11/17 | 螳臂可以挡车的时代来临了
类别(言论and历史) | 评论(1) | 阅读(49) | 发表于 18:19: 邓公指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足以说明，在中国改革之初，这场改革被最高决策者认为具有很大的试验性质。这也说明，当年的改革总设计师在设计改革的总蓝图时，考虑过改革“容错”、“纠错 ”的问题，因此坦然直面改革可能遭遇（至少是局部地）挫折和失败的前景，为改革 “走回头路”留下了余地。

　　只有允许走回头路的改革才能够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下面，我试图探讨“摸着石头过河”的正确性，以及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是否是 “摸着石头过河”。

　　因此有必要区别一下“试验”与“实验”。

　　先来说“实验”。

　　在高中时代，我一直担任化学课代表，因此常常在课堂上协助化学教师做化学实验。化学实验对于步骤和数量的严格要求，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然而，尽管化学实验总是把我们引向一些有趣的科学结论，但它并不是对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所以，我们在走进摆满瓶瓶罐罐的化学实验室时，所要做的就是严格按照实验指南，以精确的步骤、动作和剂量，在铁架台上的水与火中完成实验过程，直到课本上预言的结果出现，从而映证一些早已被发现并且被反复检验的自然规律。

　　因此，“实验”是对既定结论的检验，它对于步骤和数量的要求是刚性的，缺乏可变通性。

　　再来看“试验”。

　　“试验”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进行试验的目的，或者是为了检验某一理论假说，或者是为了探索通过某一结果的过程和方法。因此，“试验”要么在结果上具有不确定性，要么在过程和方法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样，试验虽然也会尽可能事先对步骤和数量进行精密的计算，但它无法在事先对各个细节作出刚性的规定；而且鉴于结果的未知性，整个试验甚至有可能推翻重来。

　　显而易见，“摸着石头过河”属于“试验”的范畴。因为一个政治经济试验所寻求的目标，是在实践中证实或者证伪某一特定政策的有效性，并探索实现这一政策的最佳途径；只有被经检验为有效、并且拥有可操作的实施体系作为后盾的政策设想，方可作为长期实施的政策。如果改革政策不允许被质疑，更不允许被撤回，或者说“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那么这样的改革是不能够被视为“摸着石头过河”的。

　　那么，中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了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的改革历程。

　　在我看来，直到胡温当政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的改革史可以很方便地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基于经验的改革。这个阶段大致与1980年代相始终。本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有一大批在毛泽东时代担纲过经济社会发展领导任务的老一代领导人作为改革的灵魂人物。这一代领导人有异常丰富的政治实践（及斗争）经验，也有领导经济工作的实务经历，所以了解当时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采取不成体系的、具有较强经验性色彩的修补办法，逐步予以妥善解决。这十年改革的基本调子是“承包”，主要是借鉴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功的个人利益激励机制，尝试着把家庭色彩极浓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搬到城市企业改革中来。

　　第二个阶段：基于书本的改革。这个阶段基本覆盖了整个1990年代，至今虽然已经垂暮，但仍在跃跃欲试。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成为改革领袖，一大批缺乏基层经历和实践经验但补习过西方经济学的专家成为改革智囊。此期改革呈现出强烈的系统化趋向。痴气十足的专家们死记硬背着西方初级经济学课本，亦步亦趋地试图用西方经济模型来重塑中国经济；但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强势利益集团保持足够的政策弹性。该时期的基本调子是经济“民营化”和社会“市场化”，于是许多地方政府在很短的几年内就很自豪地摆脱了国有企业、免费教育、公费医疗和赤脚医生之类的历史包袱。

　　可以看出，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是具有试验性质的，因为它意在探索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未知领域。所以毫不奇怪，1980年代的改革实践一再溢出设计师的想像力，让人觉得与其说是总设计师设计了改革，不如说是改革成了一种自在之物，强有力地迫使设计师不断修改其蓝图。

　　这种情况在中国建筑界颇为常见，被称为“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

　　中国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则是非常典型的实验。因为它试图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完整地复制某种非中国本土内生的既存经济社会模式。因此可以说，从1990年代初到21 世纪初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了一个包容了十亿人口的巨型经济实验室，实验学员们对于西方经济学课本的狂热，也许不亚于我当年对于化学课本的崇拜。

　　从那个时候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显然相信：西方经济学课本揭示了真正的 “经济规律”；与这些“经济规律”相关的经济事件虽然还不具备自然规律“条件同则结果同”的严格可重复性，但仍然可以找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果关系。

　　这种对于西方经济学课本的信心，使得主流经济学者们忽视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更忽视了政治、法律特别是文化等条件的不可复制性，以及移植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的效果差异，执意要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中复制西方的动力和控制模式。

　　　于是就出现了“改革攻坚”说。

　　何谓“改革攻坚”？

　　从实际情况看，“坚”的含义是：我们（往往是根据西方经验）确定了一个改革目标，但在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有很多人的利益将被损害，因此有很多人出来反对，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用“摸着石头过河”的通俗语言来表述，那么就是：根据西方过河学理论，我们预计在在河水中将存在这样一些石头，构成了路径α，它通向目标Ａ；但在过河的实际过程中，很多人由于诸多原因，摸不到路径α上的石头，因此不愿意往前摸。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攻坚”，显然不是后退，而是不管是否能够摸到石头，都要沿着西方过河学确定的虚拟路径，奋勇向前，直到达到目标Ａ！

　　因此，“改革攻坚”说的实质，其实是摸着理论而非石头过河。它的路径刚性，使之在本质上成为完全的实验！

　　著名的“雷场”说把“改革攻坚”说推向了顶峰。“雷场”说的版本甚多，而且经过多年来广泛的口耳相传，不仅难以追溯其根源，而且早已偏离了原意。但辩伪存真是考据学家的事情；我只想评论我所听到的如下版本的“雷场说”：

　　——“就算前面是地雷阵甚至刀山火海，改革也要坚决向前。”

　　现在我试图用“摸着石头过河”语言来重新表述这一宣言：

　　——“就算前面是万丈深渊甚至鲨鱼窝，我们也要奋勇向前。”

　　明知河有鲨，偏向鲨河行。这恐怕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万全之策，而是改革专家们“为了改革而改革”的不顾后果的一味悲壮。我想，改革竟然悲壮到此般程度，这大概是总设计师当初始料未及的。

　　更令人伤心的是，这种悲壮场面竟然是年复一年地反复上演的。

　　至少在今年年初，某些中国专家还在放声呼吁胡温把今年作为“改革攻坚年”，结果很失望地与最高决策层强调稳妥、平衡的“科学发展观”撞了个满怀。我并不惊异于这个结果，但惊异于这些十年来仿佛被外星人口贩子掠卖到氪星球的改革专家们过于夸张的悲怆表情。

　　可惜我没有机会跟他们见面，否则我一定要问他们：

　　——咦，自1990年代以来，哪一年不是“改革攻坚年”呢？

　　我估计有机会看到他们张口结舌的模样；或者听到他们滔滔不绝地论述今年以前的十多年都是“改革顺利年”。

　　我不指望后一种结果。

　　原因很简单：“改革攻坚”是我从儿童时代就已经听得耳熟能详的响亮口号。正是在这个口号之下，我看到了大量国有企业的快速消失，看到了大批国企职工的蜂拥下岗，看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疯狂举债，看到了庞大农村医保体系的悄然消亡……这些改革，无不包含着巨大的“阻力”（亦即“坚”），但都被地方领导人的强大决心和钢铁意志所克服，于是改革战车的车轮滚滚向前，一路留下无数挡车螳螂的残肢断臂。

　　那时候，我以为：所谓“攻坚”者，就是一鼓作气，攻而克之，然后大家站在敌人的碉堡上挥旗唱歌，欢庆胜利。从某段时期的改革动向来看，我曾经相信这样的“攻坚 ”势必达到它的目标；所以我根本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改革攻坚”竟然要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契而不舍地“攻”着，而那挥舞胜利旗帜的欢乐场面至今仍然遥遥无期。

　　当年我关于“改革必胜”的信心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我深深地折服于“不争论，看准了就干”的“攻坚”精神。“不争论”的重要意义，就是在把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地方行政首长的同时，允许后者拒绝听取一切不同意见；决策者可以（而且应该）只听取他／她希望听取的意见，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中作出各项重大决策。在1990年代的改革进入高潮时，一切反对意见都被视为“改革的阻力”，因而成为改革的敌人，成为“攻坚 ”的对象。

　　这样，改革终于成了一个“利物坦”。在“攻坚”论者的眼中，“改革”不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标，一个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推进的目标。因此，以改革的名义压制反对意见非但不是什么缺点，反而能够证明地方领导人的改革意志，证明他/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者；于是，“攻坚”成了一项伟大的成就。

　　在这样的决策机制之下，有什么“坚”是不能攻克的？

　　然而，事实证明，我当年确实是过于乐观了。这十多年持续不断改革的结果，竟然是十多年来得年年呐喊攻坚，以至于到了2005年，某些专家还要慨然高喊“改革攻坚年 ”，这不能不令人浩叹曰：

　　——凄凉悲壮如斯乎！

　　确实，在这某些专家关于“改革攻坚”的呐喊声中，我感觉到的不再是新锐战士的英气杀声，而是拄着拐杖挣扎前行的垂暮烈士的厉声绝叫，因此喊出来的并不是希望，而是在失望中聊以明志的无可奈何。

　　是啊，“改革攻坚者”“春去也”！

　　蓦然回首，在短短的几年内，竟然时移势易！在十多年来少数政治精英主导的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改革之后，由于官民互动机制的转型，真正的“坚”出现了。

　　我曾经听见某些以“改革先锋”自居的县市领导痛斥那些改革的“阻力”曰：“民营化、市场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尔等反对国企改革，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所以很难想象，在此类“改革先锋”代表着“历史潮流”发表“攻坚”宣言之后仅仅十多年，在改革仍然需要“攻坚”的时节，新老“改革先锋”们却发现：十亿双螳臂构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坚”，生硬地横在曾经无往不利的改革战车面前。

　　支撑这十亿双螳臂的力量，就是二十多年来一直被忽视甚至被践踏，因而越积越厚的“民利民意”！

　　在改革战车的车身上，曾经一度贴满了“人民利益”、“共同富裕”等美仑美焕的标签；而且在改革的初期，也确实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前景。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受着城市消费基金扩张和农村购买力增长的拉动，一度出现了城乡各行各业相当平均地共同受益于改革的良辰美景，以至于社会各界普遍滋生出过度的乐观主义情绪。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时间很快改变了这一切。

　　随着改革战车隆隆驶向“市场化”、“私有化”的轨道，痛苦的变化就开始了。经过十多年来的沉默观察，我们终于发现，改革战车上的漂亮标签褪色了，一部分彩色标签干脆就被狂风撕下后带走了。特别是在“市场化”、“私有化”的高歌猛进中，许多地方一意孤行的国企改革导致全民资产的个人化、职工权益的泡沫化；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则赤裸裸地把手伸向个人的钱包，盘算如何把个人的银行存款挖出来“拉动内需”；西方经济学理论说得很美丽：需求流量的增加最终将体现为居民收入的增加。然而，多数居民却不无失望地发现，那些用来拉动内需的个人积蓄最终却集中到了某些社会阶层的钱袋中，从多数人的私房钱变成了少数人的私房钱，——以及国民经济统计报表上的抽象贡献。农村在经历了七十年代末期制度变革带来的福利改进后，制度本身反而成了制约农村进一步发展的铁箍，充分说明市场其实能够更加有效地产生比政府行为的城乡差别；加之农村原有的集体福利机制迅速瓦解（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鼓励），农民只得无奈地靠着那几分边际效益递减的土地，做着发家致富的千古之梦。

　　在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群集中的同时，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很古怪地努力不把眼光望向富裕阶层的钱袋。遗产税迟迟“不成熟”，因为“中国富人还没有完成原始积累” ；个人所得税对富人网开一面，于是成为“取之于细民、用之于全民”的奇怪机制。于是，中国的富民在其世界同列中成为赋税最轻者。这倒是能够体现西方经济学所谓“收入效应”的激励方向。——西方经济学还讲过收入的替代效应，但在涉及先富阶层切身利益的时候，大多数专家更宁愿忘记这个该死的替代效应。

　　其实，问题还不在于“遗忘”。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一部分人迅速先富起来的时刻，中国地方政治精英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也已完成了静悄悄的转变。其基本轨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治精英与先富阶层的关系是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或者说，政治精英们高高在上地对具有先富潜力的人士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使后者在社会的普遍蔑视中艰难成长，因而成为先富阶层的恩主；而到了改革第二阶段的末期，一切先富人士不但已经摆脱了社会的歧视，成为强势社会力量，而且他们与地方政治精英们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地方政治精英们通过扶持这些企业精英，换回的有可能不再是“改革先锋”的政治成就感，而且有可能是大把现钞或者等值的实物。

　　钱与权的关系就这样在改革中与时俱进，最终成为一对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连体双胞胎。因此，就出现了大量以地方权势人物为靠山的“血汗工厂”和“血汗矿山”。这种政治权力与金钱利益背靠背的关系，在最近的官员入股煤矿问题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果考虑到在其他产业以各种形式形成的“权力入股”，中国的地方政治生态的真实情况是不难推知的。正如有钱阶层永远不可能与无钱阶层称兄道弟一样，权力在向金钱靠近的时候，自然也就疏远了与无钱阶层的关系，绝对不可能通过损害有钱阶层利益的办法，去增进无钱阶层的福祉。

　　在主流媒体垄断舆论话语权的时代，民众的意愿被系统地过滤了，只留下高亢而做作的歌德声；某些“改革攻坚”者们甚至急于暗示：“我们的改革虽然没有征求过大家的意见，但就是代表着全体人民的真正利益；多数老百姓鼠目寸光，因此不知道其真正的利益所在”。然而，尽管老百姓登不了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看到诸种社会和经济问题，或者在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无动于衷。近年来，由于舆论环境的变化，社会舆论终于有机会显示其庐山真面目。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失利益者开始向得利益者讨要公平（其中一些事件是用血写成的），所谓的“非主流观点”赢得了更多的同情者，使得反省改革的呼声代替支持改革的呼声，成为大众舆论的主潮。

　　这应归功于互联网。是互联网为失利益者提供了一个表达自身利益的强大平台。如果不是互联网，那么今天的媒体自然还是在象鹦鹉一样面无表情地唱着改革赞歌，而不在乎街头有多少愤怒的或者平静的抗议者，更不关心社会上有多少潜在的街头抗议者。 ——如果是这样，其结果必然是：“和谐社会”不会太令人感觉紧迫和重要。

　　互联网倒并不仅仅是一个供弱势群体抒解郁闷的平台，它同时也成为沟通上下的一个重要渠道，因而开启了中国的互联网民主时代。在高墙、警卫和官方媒体包围之下的高层决策者，一向苦恼于听不到来自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真正民声民意，看不见被地方政治精英们层层过滤的真实基层情况；但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尽管互联网所能够传达的讯息仍然是有限制的，但它毕竟能够原汁原味地把一些来自民间的声音送达到最高决策者的案头，使后者能够立即敏锐地感觉到民间舆论的真实趋势，从而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

　　当然，互联网对于中国政治走向究竟具有多大的影响，这在目前尚难作出准确的量化判断。因为在高层决策中，有两个非互联网因素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最高决策层的成员是带着既有的价值判断来处理一切信息的，并不会轻易接受他/她所不赞成的观点；第二，官方媒体也有选择地报道了社会现实中的阴暗面，诸如《改革内参》之类的内部刊物在反映非主流观点方面还显得相当开明，无疑也为高层决策界提供了另类理论视野。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毕竟敏锐地感觉到了社会舆论的主潮；而且不论是社会舆论正好投合了决策者的观点，还是决策者决定迎合社会舆论，其结果是一样的：

　　中国进入了改革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当然是一种试验，但这场试验的性质与前两次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同——

　　因为这是一场基于国情的改革。

　　如果说中国第一阶段的改革是经验主义一路主打，第二阶段的改革是教条主义一路主打，那么似乎可以说，第三个阶段的改革则已经显示出浪漫现实主义的特征。它之所以浪漫，是因为它带有人文主义的理想成份，追求“公平”、“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等社会目标，而不是一味强调GDP或者物质数量的增长；它之所以现实，是因为它趋向于充分考虑大众的呼声，让最广大的人群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一味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个阶段，“经验”和“教条”都开始褪色，无论是个人的判断还是西方的学说，都必须向中国的现实（亦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 “矛盾的主要方面”）让路，为中国的现实服务；而这一“现实”是通过大众的利益表达而得到反映的。

　　因此，我说这个阶段的改革是基于国情的试验。

　　虽然这个阶段才刚刚开始，但它已经展现出真正“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弹性。与以前二十年“只进不退”、“不成功便成仁”的“攻坚烈士”式改革不同，新的领导层显然要让改革的方向、进度服从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改革“成果”的非市场化矫正，就足以说明新领导层的这一态度。

　　这使得中国改革重新成为“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使得“摸着石头回来”成为可能。

　　然而，这种准备矫正诸种过头改革的努力，显然使得过去二十年“只干不争论”的改革传统受到严重伤害。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前两轮改革中试图扮演“攻坚勇士”角色的知识界人士来说，这种伤害尤其深重。因为政府的弹性立场足以说明，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自己主观确定的改革目标而不顾一切地压制甚至碾碎广泛存在的反对意见；因此，那些在过去十多年来时刻摆出时刻准备英勇“攻坚”的“改革先锋”们，其实都只是一些缺乏人文涵养的政界中人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偏执人士，他们在本应考虑公众意见的时候却错误地坚持了个人意志，他们在本应改弦更张的时候却错误地坚持了偏歧方向。

　　重新意识到改革的试验性和探索性，这对中国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使得改革重新被正确定位为手段与过程，而非目标与结果。

　　要知道，改革必然意味着震荡，而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承受长期的社会政治震荡。— —尽管这种震荡可以是低频率和小振幅的。长期的社会政治震荡必然导致民众对于未来缺乏确定感，难免心生疲惫，终而至于心生反感，为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就此意义而言，地球上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意义的“改革家”。当一个人把“改革 ”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时，也就意味着他/她将永不停止地颠覆既存的社会结构；这种把改革当作职业的改革，到头来不外乎成了丹尼尔•贝尔所谓的“泼光了水的空碗”，只会留下一个“改革”的形式，而不会留下任何定形的成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会愿意这样永远地玩弄着动荡，而不担心自己被动荡本身所颠覆。

　　因此，在中国前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由于存在把改革本身神圣化的趋向，就必然地产生了将改革形式化的结果，于是改革本身成为终极价值，改革只是为了证明改革的存在（进而证明改革者的存在）而改革。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改革者们就干脆声称自己明知前面是雷场也绝不回头。

　　在某种程度上，改革不仅是实（试）验室，也会是雷场。诺贝尔的发明之路就可以说明试（实）验与雷场之间并无鸿沟；把两者分别开来的，是知识、耐心和技巧（如果不考虑运气成分的话）。一个自以为是的脑袋、一双马马虎虎的眼睛、两只毛毛躁躁的笨手，就足以使实验室变成雷场。

　　从理性的角度看，我们应该不计成本地避免改革变成雷场。因此，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竟然要把改革视为雷场，并以此而自豪。在我看来，改革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雷场，而应该是摩西指点的走出困境的光明路。

　　那么，改革为什么会成为“雷场”呢？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始终抱定“攻坚”的思维定势，一心一意要快速果断地制服那些敢于反对改革的异己力量，使得改革成为精英与民众的利益肉搏，那么改革也就成了雷场。请你不要对我说：少数人反对改革，就足以构成改革的“雷场”。对于这个解释，我的回答是：一个得到多数人拥护的改革永远不会变成危机四伏的“雷场”。

　　小结一下我的观点：改革不应该是雷场，但改革有可能成为雷场；改革是否成为雷场，取决于改革是否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因此，搞“为攻坚而硬闯雷场”之心绝不可有，防“借攻坚而硬造雷场”之心绝不可无。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七嘴八舌时期，任何政治经济试验都必须承担比前两个阶段改革更大的风险，因此每一步试验都要谨慎小心。至为关键的是，改革必须体现“为多数人谋利”的理念，只有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倾听大多数人，讨好大多数人，安抚大多数人，改革才会是安全的、有效的，也才是可持续的。

　　看来，这正是当前中国的高层决策者们愿意做并且正在做的事情。

　　这不只是行政风格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改革成为既是自上而上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因而体现了民主开明的政治发展方向。

　　在这个已经足够狭小的世界里，中国输不起下一场试验。

　　尽管还有专家在悲壮地呼唤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导向的“改革攻坚”，但这种“改革攻坚”毕竟已经丧失了“不争论、看准了就干”的政治语境，因此这番慷慨悲壮已经不再合乎时宜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和谐”已经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主旋律。因此，改革走出了长期以来气势汹汹、目中无人的铁甲战车，开始同满山遍野的瘦弱螳螂们握手寒暄。

　　螳臂可以挡车的时代来临了。

　　作者：地球村过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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