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1 | 为什么要偷偷抹煞神舟前传？
类别(言论and历史) | 评论(0) | 阅读(33) | 发表于 19:29
[561] (2005-10-21)


　　在神六令人难忘的诸多表现中，最令人印象深刻——或者说最令人惊异的——显然是它的最后一个动作：它从九天之外呼啸而下，带着显而易见的巨大的势能，却在着地的那一刹那无比温顺地停住了，而且轻柔地站稳了。这使我们想起一名出色的体操运动员在一系列完美无缺的吊环表演后跃出一个前空翻，然后恰到好处地伸出双脚，稳稳地踏在地板上，——让我想起一颗带着力道的尖利铁钉垂直地落在沙滩上。

　　这种平稳落地在体操中是高难度的，在航天上则是无法期盼的。

　　没有人可以要求一艘飞船像顶级体操运动员一样，在着地后保持稳定的站姿。因为这取决于包括地表形态、风力风向、割伞时机等诸多因素，偶然的成分很大。然而，神舟六号却似乎万中无一地站稳了。这个稳然直立的姿态自然为神六任务划上了一个极其圆满的句号，使得它长达五天的不间断太空体操表演得到了一个毫无问题的满分。

　　对于神舟六号的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首先，它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航天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才还是技术，正在颇有底气地成为世界领先的航天强国；第二，由于这次飞行任务的超圆满完成，中央政府对于“占领太空制高点”的信心倍增，势必在今后加大对于航天领域的支持，中国的太空开发计划有望提速；第三，各类媒体对神舟任务进行的广泛深入报道，无异于一次巨型的科普宣传，将直接促进一批学生进入航天界或者科学界，有利于推进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和创新；第四，这次太空任务的成功，必须有利于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利于政府凝聚人气，团结民众，政治意义不可低估。

　　因此，神舟降落的那一刹那，中国航天界立即充满了灿烂的阳光。

　　在长时间的高度紧张后，人们在这个时刻都更宁愿闭上眼睛，尽情享受阳光在眼帘上投射的温暖和幸福。

　　没有人试图去发现阴影。

　　这并不就是说没有阴影。事实上，不仅有阴影，而且有的阴影还十分浓重。例如，在神舟任务的第二天，就有一些奇怪的渠道向媒体透露“神六将提前返航”；在神舟任务的第五天，更有人带着神秘莫测的表情，告诉记者“神七将是一架无人机”。这些后来均被证明与事实相左的“内部消息”，足以说明航天部门的部分人士带有名利意识，试图用“内部情报”来向媒体证明自己在神六计划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关键角色。

　　这两件事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媒体不遗余力的“挖新闻”，和某些航天内部人所怀有的虚荣心和名位意识。当然，新闻记者总是要寻找新闻的，这是职业性质使然，无可厚非。但有趣的是，在围绕神六任务的新闻报道中，居然还有在挖掘史料之余，不满意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于是试图改造或者“修正”历史的努力，不禁使人忍不住要大跌眼镜。

　　直到神舟六号冲天而起的时候，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都还是基本清晰的。关于中国载人航天的起源，新华社提供的资料是：

　　——中国进行载人航天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当时的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就提出，中国要搞载人航天。国家当时将这个项目命名为“714工程”（即于1971年4月提出），并将飞船命名为 “曙光一号”。（见新华网）

　　然而，随着神舟六号飞船不断刷新中国的航天纪录，某些媒体在兴奋中显然觉得连这段历史也必须改写，以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到神舟任务的第五天，在神六任务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颇有名气的《瞭望东方周刊》刊出了长篇通讯《红色太空新长征》，推出了另一种版本的中国航天史：

　　——自从1433年秋天郑和病死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归途中，中国人对未知疆域的探险已中断了572年。……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才重新开始了“远航”。他们相信，太空中应该有中国人的位置。

　　这是一段很抒情的文字。但这更是一段矛盾的文字。我们注意到，它的第一句话想说中国人在1433年至2005年之间“中断了”“对未知疆域的探险”，而第二句话却说的是中国人的探险远航其实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后”就“重新开始”了。这是两个根本不相容的论断，让人不知该相信哪一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红色太空新长征》的作者并不认可新华社关于钱院长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辟的载人航天计划的史实。

　　当然，《瞭望东方周刊》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不太严肃的民间通俗刊物，求实精神差一点，表达水准低一点，因此在报道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情绪和主观臆断，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有趣的是，《瞭望东方周刊》墨迹未干，当晚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又出来凑趣了。在这期由白岩松先生主持的专题节目中，插播了一个名叫《巡天》的短片。这个短片同样也很抒情，声情并茂地回顾了中国的航天历程。以央视的水平，当然不会忘记了中国航天事业在五六十年代的艰难起步，然而，当它把记忆之箭指向 “文革”时，却突然也鬼使神差般地失忆起来。可惜我没有在央视网站上找到这期节目的文案，——央视网站上提供了其他每一期焦点访谈的文案，但偏偏缺失了10月17日这篇奇文。

　　如果我没有听错，那么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记得：央视的抒情国嘴在讲完中国航天事业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艰难起步后，先是批评“文革”使得中国的飞天步伐“被迫放慢”，然后立即不屑一顾地掉开视线，转而热情称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

　　于是一切荣耀归于改革开放。

　　肯定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这自然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我觉得对于“文革”的航天历史仍然，我们还是应该有屑一顾。因为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今天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的基础都是在“文革”期间奠定的。

　　其实，无论《瞭望东方周刊》还是中央电视台，都完全明白“文革”和钱学森们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贡献。因此，《瞭望东方周刊》的《红色太空新长征》在把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篇幅用于歌颂改革开放时代的航天成就后，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把笔锋一转，打了下面这样一个补丁：

　　——*但是*，中国的太空计划*却*直接与毛泽东有关。……在知道苏联人造卫星和航天员上了天时，毛泽东同全世界的政治家们一样为之震惊。他问:“我们怎么能算是强国呢？我们甚至无法把一颗土豆送上太空。”1958年5月，中国还未摆脱“一穷二白 ”，毛泽东就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据了解，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还曾培训过一批自己的航天员……中国的太空探索计划即使在“文革”中并没有放弃。

　　这样，《红色太空新长征》先是断言中国的航天工程始自2005年，然后又改口说起自1970年代末，最后它还是承认原来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起始于“文革”时代钱学森们的手上。不过，这个承认看起来却是那样的充满无奈和不情愿。——要理解这种情绪，只须注意一下被星号包围的“但是”和“却”字即可。央视的喷血抒情短片《巡天》没有玩这种看起来很搞笑的文字游戏，而是在干净彻底地遗忘了“文革”的两弹一星后就坚定地保持着这种健忘状态。但是，在央视的其他节目中，特别是在神舟任务第一天，它还介绍过“曙光”工程，足见编辑们是非常非常知道“文革”时期的载人航天计划的。

　　我不胜冒昧地揣测：不论是《红色太空新长征》的步步退守，还是《巡天》沉默的遗忘，也许都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潜在或者显在的个人情绪，这就是：

　　——全面否定“文革”。

　　于是，作者出于这种个人的历史偏好，决定有意识地选择性遗忘“文革”时期航天工程的历史史实，以便增强改革开放在中国航天史上的历史地位。

　　我一点也不喜欢“文革”，——正如我不太喜欢那些本来就没有一点点思想，却居然还大声疾呼“解放思想”的时髦人士一样。尽管我本人是“文革”后的一代人，不知道“文革”究竟是怎样“革”的，但“文革”确实使我的父母遭遇了很多不快，因此我并不在乎否定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邓公关于“全面否定‘文革’”的观点，其实是说要否定 “文革”这场政治运动，而非“文革”的一切的一切。但不幸的是，很多人习惯于把这句话从其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于是使之成了一种有利于发挥个人想象力的政治口号。从《红色太空新长征》极其勉强地承认“文革”中有载人航天计划，以及从《巡天》干脆沉默地忘却了“文革”的太空计划来看，在一些媒体中流行的新趋势是“全盘否定‘文革’中一切正面事实的存在”。

　　如果真的能够把一切失败归咎于“文革”，并把一切荣耀归功于改革，这倒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我不喜欢“文革”，但并不认为可以用感情来取代历史事实。特别不幸的是，我竟然长期着迷于中国的航天事业，因此难以选择性地忘记中国航天发展的基本脉络，故尔知道有些史实是不可能因某些记者和编辑的意志而改变的。

　　我所知道的事实是：中国航天起步于“大跃时”时代，发展于六十年代，小成于 “文革”时期，因此完全是毛泽东时代的全新产物。在“文革”中，尽管航天工业也受到了冲击，但总体上说，中共最高决策层是保护并支持航天事业的，航天科学家们享受到良好的待遇，社会声望极高（至少老百姓都把钱学森视为半神半人），科研资金更是有保证的。因此无论是“东方红”卫星，还是长征二号，还是卫星回收技术，都成就于广义“文革”的中后期，构成了后来载人航天的基础环节。

　　同样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航天工业在“文革”中发展，却在改革开放时期遇到了一些曲折。神舟任务的开创者戚发轫先生在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时，曾经提到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无奈现实，并且指出“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航天队伍流失很多”。但这不仅仅是航天领域的独特现象。

　　我在长江边的某个城市度过了少年时代。那个城市是当年“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部署有若干军工企业。在我的童年，这些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高科技设施颇令我和伙伴们感到骄傲。然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春游经历却几乎摧毁了我们的全部自豪感。那天，我们看到一些戴眼镜的人在一个公路工地上敲石头、推两轮车，一位老师以颇为同情的口吻告诉我们说：别小看那几个“四眼”，他们是某某军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工厂没有生产任务，只好出来砸石头修公路挣工资。

　　我们骇然，但又极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上看到一篇报道，其中就提到“无业务可干的核工程师砸石头挣钱”，于是不禁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我悄悄地把那张报纸烧了，——因为我不想让到我家来闲聊的朋友们看到它，并因此而动摇对于中国高科技事业的信念。

　　那是中国社会普遍相信“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的时代。

　　既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既然“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是历史铁律，不以任何人（包括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马放南山”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于是野战部队顺理成章地放下了枪炮，兴致勃勃地搞起了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之类的副业，走上了“自找自吃”的发展之路，参与了当年的海南汽车事件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要商业活动。在技术密集的的军工单位，由于转型困难，则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不足、订货不足等问题，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

　　航天工业正是这样的军工单位。

　　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由于国家希望航天领域向商业化方向转轨，因此财政投入相对不足；航天部门虽然通过价格战，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但由于利润微薄，无力在研发和生产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致使科研、生产和职工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明显提高。

　　据戚发轫先生回忆，在那个“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总是有很多轿车停在研究院的门前——都是来挖人才的。虽然老一辈没有动摇，但年轻人中“最聪明”的研究人员却选择了离去。我觉得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出走倒并不是仅仅由于待遇太低，更重要的或许是科研任务减质减量，致使其聪明才智无法伸展，于是抱憾而去。人员的流失直接重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并且在1990年代初期显现出恶果。

　　1990年代的前五年，就在中国航天试图借助40年积蓄之余威，在国际商业发射中大显身手时，中国长征火箭却接连发射失利，使得中国航天多年以来辛苦树立的金牌航天形象遭受严重伤害。根据公开的资料，从1991年到1996年，中国实施的14次发射任务中，有5次遭遇失败，失败率高达36%；相比之下，从1970年到1990年的23次发射任务中，仅有2次失败，失败率仅为9%。1990年代的火箭发射接连失利，无不指向两大症结：投入不足和人才流失。在这个颇为阴沉的时期，来自航天部门的一篇报道指出：由于投入不足，新产品开发面临严重困难，运载火箭工厂无力购置新的大型和精密设备；由于人才流失导致了技术工人断层，全厂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能够加工某个大型部件… …

　　这无疑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阴暗惨淡的时期。

　　导致中国航天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空前低潮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决策失误。

　　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颇为幼稚的“市场化”路线。这条路线的信奉者认为：只要我们参与市场竞争，就能够通过价格优势和系统可靠性，在开放的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但事实证明，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而是一个严重政治化的国际角斗场，掺杂了太多的国家利益考虑，并不具备“以质以价取胜”的基础。在中国发射以美国制造为主的国际商业卫星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来自美国国会及军方的种种阻挠，著名的考克斯报告更是声称“中国利用发射美国卫星的机会盗窃美国技术”，为美国政府禁止对中国出口卫星提供了依据。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使得大量的通用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我国，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太空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技术层面的成就并不能改变1980年代航天大战略明显失误的状况。

　　好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路线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逐步收紧了对华出口卫星政策，使中国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再发射美国卫星，无异于为1980 年代以来中国航天的“国际市场路线”签发了死亡通知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第三、四代领导层对于航天发展战略的调整。

　　1990年代中期，在“国际化”和“市场化”遭遇严重挫折的同时，中国的航天战略开始出现向毛泽东时代老路回归的迹象，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今日终于修成正果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这一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采取了按照两弹一星的支持模式，即由财政投入全部研发经费，然后在较为封闭的条件下推进研发工作。——其间，航天员参与了由俄罗斯提供的太空培训项目，但这没有改变整个工程“自力更生”的特点。

　　这种向“两弹一星”模式的回归，无疑是用实际行动全盘否定了原来过份强调“国际化”、“市场化”的航天战略。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对毛泽东时代政治思维的回归，而是对航天事业发展铁律的再认识。1980年代，被中国航天战略决策者们忽视了的一个事实是：即使在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美国，航天事业也基本上是政府承担的事务，大型项目几乎全是由NASA这样的纯粹政府机构投资并实施的。之所以会是这样，乃是由于航天项目大成本、高风险、低产出的特点。私人企业也有试图参与太空设施研制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麦道公司“三角快帆”计划，——由于这一航天工程项目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该公司财务危机，最终促成它被波音公司收购兼并。

　　载人航天计划救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特别是随着神舟飞船的接连升空，由于经济发展而囊中充实的中国政府在投入方面也日益慷慨大方，于是使航天部门的科研、生产条件和职工待遇得到了显著改善。由于有了高水准、高密度的科研任务，加上不断有由政府资助的新的发射任务，研究人员感觉到事业心得到了满足，并且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中找到了荣誉感。于是，据说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离去的科研人员这时也对当年的决策感到了后悔。

　　可以说，从五十年代钱学森们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以来，中国航天走过了一条创业-发展-初成-转型-挫折-再转型-大发展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航天人曾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地追求奇迹，于是实现了中国航天的起飞；我们也曾经轻率地选择了建立在幼稚市场观之上的国际市场化道路，结果导致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明显挫折；近十年来，由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重新加大了国家对航天的财政支持，用大手笔促大发展，从而再次创造了奇迹。

　　这个奇迹是几代航天人薪火相传，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正如戚发轫所说，“人饿的时候，吃第一个馒头没什么感觉，第二个馒头垫了个底，到第三个馒头就饱了。看上去功劳是第三个馒头的，可没有前两个馒头怎么行？”他进而指出，以钱学森为代表第一代航天人做出了“第一个馒头”，王永志为代表的第二代航天是做出了“第二个馒头” ，在这两个“馒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第三个“馒头”，即载人航天工程。

　　《红色太空新长征》和《巡天》试图告诉我们的，其实正是“我们只有第三个馒头，而且这个馒头使我们吃饱了。”

　　这种出于自己个人的历史偏好而任意割裂历史史实的做法，反映了一种非常错误而且荒谬的历史观。我想说，中国的四代航天人都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成绩都值得我们铭记；今天我们特别不能忘记的，当数钱学森先生等拓荒者。戚发轫先生是这样回忆那个时代的：

　　“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心情很好，有一种‘爱国、翻身要自强’的动力，满腔热忱为了事业，国家对我们也特别信任、尊重和照顾，聂荣臻在困难时去募捐，给科技人员搞肉；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爱国热情没有受到干扰。我家里被抄过家，母亲被赶出北京，我顾不上那些。当时中国和日本正抢着把卫星送上天，我们有很大压力。我相信党，热爱祖国，始终没有动摇。”

　　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是梁启超先生之子，据他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钱学森领衔的“航天部五院”各分院的科研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自动来加班或学习，当时政委、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动员大家早点休息。于是当时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口号：“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凭着对国家的爱和信念，靠着卓越的技术天份和过人的发奋精神，在戈壁滩上种下了中国航天的树苗。如今，这棵树苗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许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树坑。

　　忘记老一代科学家的贡献，就是对良知的背叛。

　　作者：萧冬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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