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1 |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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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内苏派首席评论家亚科夫同志的大作】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1982）是苏联第四代领导人。从1964年10月起到1982年11月去世为止，共执掌这个世界第二强国的最高领导权达十八年，在苏联六十九年历史中，执政时间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毕业于乌克兰的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冶金学院，从事党的工作；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勃列日涅夫以中校军衔参加红军，1942年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战争结束时任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确切地说，勃列日涅夫并未真正上过前线，只是在后方隐蔽所里鼓舞士气。

　　苏联工农红军政治部检察员、团政治委员维尔霍鲁博夫在1942年对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勃列日涅夫做的鉴定中，除了肯定他对党的忠诚之外，还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语：“（勃列日涅夫）怕干粗活，军事知识极差。许多问题是作为总务管理人员，而不是作为政治工作人员来解决的。对人不是一视同仁，喜欢安插自己偏爱的人。”（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二卷）这些评语是否客观公正，相信读者自己能够鉴别。

　　1946年8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少将脱下军装，成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调任摩尔达维亚共产dang第一书记，深得斯大林赏识。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54年任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dang中央第二书记，1955年8月生任第一书记。1956年，勃列日涅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60年5月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64年10月宫廷政变后，接替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改称“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青壮年时代是个仪表堂堂的人，他面容英武、身高1.78米，举手投足总是流露出一种军人气概，斯大林曾经称勃列日涅夫是“漂亮的摩尔达维亚人”（勃列日涅夫是俄罗斯族人，当时在摩尔达维亚任第一书记）。美中不足的是，他长着两道吓人的浓密眉毛，每当各国漫画家想发泄他们对苏联政策不满的时候，这两道眉毛总是能激发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灵感。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许多报刊杂志上也充斥了许多关于这位“新沙皇”的讽刺漫画，看后让人忍俊不禁。 　　勃列日涅夫结束了赫鲁晓夫时代各种莽撞、轻率的改革尝试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代是苏联充满动荡的历史上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时代，其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社会动乱。然而，就是这个表面繁荣的时代，隐含了种种危机，积累了无数矛盾，这些矛盾与危机在八十年代末期总爆发，最终导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十年时间分崩离析。笔者尝试对勃列日涅夫时代及其本人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描述，让历史这面镜子给我们以警示，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提 纲】
　　一、“机遇爱上了没准备的头脑”：
　　二、“自列宁之后的第一次集体领导”：
　　三、脱离实际、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四、亲斯大林感情和个人崇拜的闹剧性复活：
　　五、“瞧，熬到了这一天”
　　六、腐败特权终成为不治之症：
　　七、爱排场的领导人：
　　八、附庸风雅和虚荣心：
　　九、申办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十、既不是改革者，也不是保守派：
　　十一、“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
　　十二、老人政治：

　　　　　　　　　　　　第一节：“机遇爱上了没准备的头脑”

　　有句著名的格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可是，这句格言对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来说却是个例外。赫鲁晓夫时代末期，勃列日涅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纯粹礼仪性的国家元首，是远离权力中心的虚职，勃列日涅夫本人无论如何在当时苏共领导人排名上都不算排在最前列的，虽然他于1964年7月调任苏共中央书记。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中央委员们都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公认的能力较弱的人，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过，自己没有担当最高领导人的才能，更没有那样的野心。因此，在互相倾轧的克里姆林宫权力场中，勃列日涅夫免于被暗算和攻击（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勃列日涅夫的懦弱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密谋中就暴露无疑。当时，有人要他给正在南方度假的赫鲁晓夫打电话，让他立即回来参加会议，勃列日涅夫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不得不把他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而又在听说（仅仅是听说）赫鲁晓夫已知悉反赫联盟的事时，他一下子扑到朋友的怀里，惊恐不安地说“全完了，赫鲁晓夫都知道了……你不了解他，他会把我们统统枪毙的”（舒尔曼：《权力与命运》）。 　　1964年10月的宫廷政变中，赫鲁晓夫被贬黜下台。这次宫廷政变的主谋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主教式人物苏斯洛夫和掌管克格勃的谢列平，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柯西金一样只不过是积极参与者。在这些政变领导人中，苏斯洛夫甘居幕后，喜欢“红衣主教”理论家的角色。首先是因为苏斯洛夫淡薄名利，其次是因为保守的他不喜欢承担责任（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其余的人，数柯西金和谢列平实力最强，因为前者掌管政府，后者掌管中央书记处，又是前克格勃主席，还有共青团背景，掌握着一批年轻干部；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实力最弱。 　　谁都不愿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占据最高领导职务，因此政变胜利者们之间不得不做出妥协：把一个原本平常的技术官僚、被公认为能力很弱的勃列日涅夫推上台作为一个短暂过渡。就这样，“机遇爱上了没准备的头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爬上了这个大国的权力颠峰。勃列日涅夫意外地得来权力，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而是仅仅因为他平庸，能力弱，性格温和，没有野心，因而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勃列日涅夫对担任一个大国领袖是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因此无论是上台之前还是上台之后，他都没有提出过自己的国家发展纲领，也从来就没有认真思索过怎样利用这个权力改造国家和社会，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布尔拉斯基：《领袖与谋士》）。 　　谁都没有料到勃列日涅夫会成为今后十八年苏联的最高主宰。上台之初，勃列日涅夫在每次政治局例会上都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只是反复表示对上台“没有思想准备”，或者“请同志们多帮助”。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向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发出挑战。在1964年11月中央全会上，波德戈尔内唱主角，在11月16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上，甚至没有提到新任第一书记的名字（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很多人窥觎最高领导人的宝座，特别是谢列平。他具有“罕见的、善于将一些有活动能力的人聚集在自己周围的本事”（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55页）。1964年十月全会后前后，谢列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许多重要部门：克格勃、内务部、中央几个最重要的部门、党的干部部门、意识形态领域和传媒。他实际上掌握了一个“影子政府”，在外省和加盟共和国也拥有一批追随者——一场新的宫廷政变在酝酿中。

　　谢列平是个一直主张依靠“铁腕”来“整顿秩序”的人。在废黜了赫鲁晓夫以后，他开始积极地向苏共二十大路线发起进攻。谢列平的亲信们极端蔑视勃列日涅夫，甚至公开谈论他们的“铁拳舒里克”（谢列平的绰号）很快将会取代勃列日涅夫——这是个极端愚蠢的战略错误——这使得勃列日涅夫警觉起来，也使得其他中央领导人担心再出现一个斯大林式的人物，因而团结在了勃列日涅夫周围。于是，在1965年秋天，谢列平失去了对干部部门的控制，调任主管食品和消费品工业的中央书记，后又调任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1967年，谢列平的亲信、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被安德罗波夫取代，在此之前，谢列平的大量党羽也被解除了职务。

　　现在有必要讲一下谢列平本人后来的命运：1974年，谢列平被解除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并被赶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丧失了一切特权，被调任一个主管技术培训的职务；1984年，他被打发退休。谢列平的晚景凄凉，穷困潦倒，养老金非常微薄，以至于他后悔在克格勃时没有保留自己的将军军衔，那样养老金可以多一些。他的腿和心脏的病痛时时折磨着他。1994年，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轻视勃列日涅夫的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正如轻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布哈林；轻视赫鲁晓夫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一样，付出了代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二节：“自列宁之后的第一次集体领导”：

　　勃列日涅夫能力平庸，政绩平平，个人威望也不够。在其他强势人物如苏斯洛夫、谢列平和柯西金等人的压迫下，苏联实现了苏联历史自列宁之后的上第一次“真正的集体领导”（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执政年代》）。当然，勃列日涅夫善于与人合作以及缺乏主见的性格特点也促成了“集体领导”的实现（多勃雷宁：《信赖》）。在决策中，如果他的意见与政治局多数人不同，他往往乐于放弃自己的意见；在国防、外交等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上，他一般不直接下指示；在书记处、政治局开会时，勃列日涅夫几乎从不首先发言，如果政治局成员间有分歧，他宁可把问题放一放再研究。（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很多提议都被否决，本人也多次受到其他领导成员的批评。

　　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他正是苏共中央机关权力斗争的积极参与者与胜利者，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幕后斗争的本领，要实现这种胜利是不可能的。勃列日涅夫性情温和，他在不动声色地清除掉了所有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之后，不再象斯大林那样从肉体上消灭失败者，也不象赫鲁晓夫那样把他们归于反党集团，让他们在政治上出丑。他采取了更温和的政策：调任他们担任无关紧要的部长，或者到遥远国家担任大使。无法打发到国外去的，也都让他们以健康原因体面退休（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

　　但是，勃列日涅夫能力也是有限的，他是个典型的行政技术官僚，而不是职业政治家，他既没有鲜明的个性，也始终无法做到象斯大林那样的“个人专断”，甚至无法做到赫鲁晓夫那样的“唯意志论”，尽管他的后期也曾经尝试这么做。勃列日涅夫没有象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那样经历革命与内战，他是沿着权力的阶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在苏联动辄引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游戏中，这样的官僚只能有一种选择：磨平个性、处事谨慎、见风使舵和不敢冒险。这种角色特点决定了他缺乏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缺乏改变现实的勇气与决心，乐于墨守成规。不但是勃列日涅夫，而且整个当时苏共中央领导层也都如此：当七十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提出因自己已病入膏肓而打算退休时，得到的是政治局其他同样病入膏肓的老人们异口同声的回答：“不，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当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集体领导”是排除了广大劳动人民参与的“集体领导”，归根结底仍然是寡头政治，只不过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一群人说了算”。比如给苏联无数家庭带来痛苦、成为苏联“流血的伤口”的阿富汗战争，甚至在提交政治局讨论之前，就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四人决定了。苏联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仍然只担任一个橡皮图章的角色，在实际的决策中根本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

　　　　　　　　　第三节：粉饰太平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勃列日涅夫作为平庸的党务工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甚了了。在执政初期，勃列日涅夫还对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曾对为自己准备发言稿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都不会相信是我写的，他们会嘲笑我的。”“口气不要太大，我既不是导师，也不是什么伟大领袖……”（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他还常常要求删去摘自经典著作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随着权力的巩固以及开始立意培植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也开始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模样。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陆续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树立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

　　1967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发达社会主义”也被称做“成熟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是：“苏联现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即新社会的成熟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和阶段：全部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各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大小民族之间产生新的、和谐的关系。苏联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苏联历史的演进无情嘲弄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勃列日涅夫死后不到十年，苏联就在内外交困中解体。它没有实现“蓬勃的活力”，反而在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中破产；它也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稳定性”，反而持续地动荡；它也没有什么“牢不可破的团结”，反而在相互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垮台；至于“新的历史共同体”和“大小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很快就被民族冲突的血泊淹没。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理论”，这表明勃列日涅夫并不准备认真解决苏联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种政治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能针砭时弊，它不但要提出“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关键是还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然而，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回避矛盾、自我吹嘘，脱离实际地鼓吹“是什么”，而根本就不涉及“为什么”和“怎么办”。由于缺乏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勃列日涅夫只好乞求于枯燥冗长论述和华丽的辞藻来掩盖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空洞。

　　整个七十年代，全苏理论界在苏斯洛夫领导下所做的全部“贡献”，就是异口同声地论证这个的“发达社会主义”。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地试图证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伟大意义，电视新闻节目中理论界人士、党政官员、作家、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新。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私下对这种“理论”的无情嘲弄，“用两种声音说话”成为苏联相当一部分人生活的准则。这些为勃列日涅夫唱赞歌的人，很多人都在八十年代成为反勃列日涅夫最激烈的人。

　　 “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77年被写入苏联新宪法。为了表彰勃列日涅夫“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的杰出贡献”（《真理报》，1977年11月17日），苏联科学院把一枚象征最高荣誉、只授予经典作家的“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勃列日涅夫——尽管勃列日涅夫连发言稿都得依靠助手写成。破具讽刺意味的是，为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鼓掌喝彩最积极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雅柯夫列夫——当时的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戈尔巴乔夫时代，此公成为反“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批判“发达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 　　　　　　　　　　　　第四节：亲斯大林感情和个人崇拜的闹剧性复活

　　基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政策的惯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又出了一批反斯大林的作品。但勃列日涅夫没有经历过“大清洗”，对斯大林践踏法制、滥杀无辜的做法并没有切肤之痛。相反，他本人甚至是由于斯大林的赏识才平步青云的。与此同时，包括苏斯洛夫在内的一批“意识形态专家”、军队高级将领和一些在斯大林时代飞黄腾达的作家要求否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基于这种背景，勃列日涅夫实行了“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开始发表肯定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言论，并于1966年初做出决定：彻底终止“非斯大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在国外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控犯有“诽谤”罪投入劳改营，《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大清洗内幕》作者费尔德宾则受到克格勃的追杀。赫鲁晓夫时代反对个人崇拜、“非斯大林化”的其他一些著名人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些迫害包括撤职、限制居住地、流放、剥夺国籍、关进劳改营及精神病院（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三卷， 1952-1999，上编）。

　　（在这里，我不得不怀着崇敬的心情提到：1991年，当鲍利斯·叶利钦颁布蛮横的《禁共令》时，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抗、捍卫苏共的人恰恰是被苏共迫害了长达二十年的麦德维杰夫。当那些平日养尊处优和满口马列主义的苏共高官对《禁共令》茫然不知所措、纷纷撕掉党证背叛处于危难之际的党的时候，罗伊·麦德维杰夫以罕见的勇气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成为反共逆流中的中流砥柱。罗伊·麦德维杰夫的高尚品格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1999年6月15日，俄罗斯代总统普京专程向其鲜花，以表示对他的崇高敬意。罗伊·麦德维杰夫现任俄罗斯劳动社会主义党主席之一，正在为反对掠夺劳动人民的“权贵私有化”和寡头统治而战斗，在政治斗争中，是俄罗斯联邦共产dang的忠实盟友。）

　　在全面肯定斯大林的背景之下，为斯大林时期受迫害者平反的工作无声无息地终止了。当民间最后一个反斯大林刊物《新世界》编辑部被彻底改组之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斯大林只有一个评价：伟大领袖。一些出版物甚至指责“非斯大林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发明的“颠覆武器”。1969年12月斯大林诞辰日，一坐斯大林半身像被树立在列宁幕后面。斯大林大清洗时常用名词“人民的敌人”又出现在报刊、杂志和党史出版物中，一批将帅在回忆录中提到斯大林也总是充满敬意。1979年，连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了（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

　　在民间，亲斯大林感情也在发展。普通苏联公民在公开场合一提到斯大林，都赞扬他，仿佛都对他的时代一往情深。斯大林的肖像画又出现在普通人家、书报摊、画像店以及汽车仪表盘上（斯蒂芬·科恩：《苏联经验重探》）。

　　亲斯大林感情在官方与民间同时全面回潮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政治及社会文化背景。以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为代表的苏共保守官僚势力对斯大林没有太多恶感，因为他们正是在斯大林大清洗后腾出了各级领导岗位之后才得以飞黄腾达的，为此他们感激斯大林。此外，斯大林的官僚特权制度使他们生活养尊处优，当赫鲁晓夫大搞非斯大林化、向特权制度开战时候（虽然毛派分子把赫鲁晓夫污蔑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实际上与事实不符：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主动反对特权的领导人，他的反对特权在苏联被称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以后章节再详谈），早已习惯于特权生活的苏共官僚们对此惊慌不已，这是他们合谋废黜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间亲斯大林感情的死灰复燃，一方面与俄国人民内心深处的领袖崇拜意识积淀有关，这种思维惯性尽管经历了长达八年的“非斯大林化”，但仍然影响深厚。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所反对的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斯大林体制，这就注定了他的改革是肤浅而自相矛盾的。二十大以后尽管斯大林本人被批判得一无是处，但斯大林体制仍坚若磐石。自五十年代以来，斯大林体制的种种弊端开始显露，赫鲁晓夫一些莽撞轻率却不得要领的改革没有使得这些弊端得以很好的解决，从而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恢复并深化了一些官僚的特权，也导致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不满。由于苏联官方控制一切公开传播媒体，“不给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以传播的渠道”，这种不满无法从自由、民主与平等中寻找出路，只有转化为对现实领导人的否定，转而寻找“救世主”式的人物，这个人物无疑就是斯大林。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悖论，即对某种体制的不满，竟然化做了对这种体制创立者的寄托。

　　1969年，朱可夫元帅《回忆与思考》出版。朱可夫元帅向来以刚正不阿而闻名，在苏联人民和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并且他的名字本身就是“胜利”的化身。因此，这本战争回忆录的出版，立刻在苏联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书中对斯大林有大量溢美之辞，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我国，某些毛派分子也正是利用朱可夫元帅的这本书为斯大林张目的。）然而，广大读者并不知道，这是一本经过精心篡改和剪辑过的书。《回忆与思考》主编、当时的苏联新闻通讯出版社社长科莫洛夫后来证实，为了使得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符合路线”，编委会不得不做了大量的改写工作：书中除了删去朱可夫元帅对斯大林错误和瞎指挥的指责、增添大量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和辩护辞之外，还删去了关于1937-1938年镇压的过程及其所带来严重后果的整整一章；而朱可夫元帅由于“不懂政治”，拒绝为修改、删节、补充之处签字以示同意。这一切都是在中央委员会的授意下干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下面是朱可夫元帅一份未能发表的手稿，也是对斯大林的一份起诉书：“对战争准备不足是我们的祖国在战争第一阶段遭受重大军事损失和巨大牺牲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希特勒军队的进攻没有任何突然性，当时已经知道希特勒准备进攻，而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出来的，目的是为自己失误作辩解……从战争一开始，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层在国防指挥方面就表现得不知所措，敌人利用这一点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我们没有真正的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会一开始就被斯大林搞乱了。他在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和不大懂作战问题的情况下，下达了外行的指示……斯大林强迫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方面军司令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发动仓促策划的战役，没有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技术保障，从而导致过大的损失……我们还可以从斯大林的战场创作当中列举出不少负面的事实，来评判他的统帅素质和‘军事天分’到底如何……”（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读了元帅的这份手稿，人们自然就会明白被赫鲁晓夫罢免的朱可夫元帅，为什么在赫鲁晓夫被废黜后仍然无法重新掌握军队——新统治者既然决心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就显然不会喜欢他这样敢于直言的人。值得欣慰的是，朱可夫元帅未经删改的回忆录原稿已于不久前在俄罗斯重新出版，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这本真正的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何时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们正拭目以待。 　　正如对朱可夫元帅回忆录所做的手脚一样，亲斯大林感情注定是虚假的，因而也是不堪一击的。在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实行“民主化与公开性”之后，这种“感情”顷刻间就被击得粉身碎骨。甚至到俄罗斯被“休克疗法”带入灾难，人们对俄罗斯“激进改革派”彻底失望，威权主义开始回潮十年之后，民间支持斯大林的人尚不足7%（2000年底民意测验数字，《参考消息》，2001年1月）。

　　在为斯大林个人崇拜开绿灯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也悄悄夹进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联官方凡提到“苏共中央”的时候，都必须加一个定语：“以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这个官方称谓的改变，意味着勃列日涅夫开始刻意突出自己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是依靠权力的阶梯一步步爬上来的，因此他缺乏一个政治家所拥有的个人威望。但是，勃列日涅夫虽然口头上说“我既不是导师，也不是什么伟大领袖”，但实际上，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提高其威望。他曾乞求“小圈子”里的人说：“领导人需要威信，你们帮帮忙吧！”勃列日涅夫还曾经要求波德戈尔内：当自己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讲话讲到某一处时，就由波德戈尔内带头站起来鼓掌，以带动群众为自己喝彩。（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岁生日那天，从未指挥过一场战役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苏联元帅”的军衔。那天勃列日涅夫穿着元帅服，指着自己的元帅肩章，对等候祝贺的亲友们兴高采烈地说：“伙计们，瞧，我熬到了这一天！”勃列日涅夫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在此之前，他挫败了野心勃勃的谢列平，排挤了向他发出挑战的波德戈尔内，架空了柯西金，还获得了“苏联元帅”这一崇高荣誉。经过长达12年的“集体领导”， 他终于独揽党、政、军大权，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熬到了这一天”。

　　在勃烈日涅夫“熬到了这一天”以后，苏共中央变成了一个荒唐可笑的无能领袖（假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能够被称作“领袖”的话）和一群没有丝毫原则、只会见风使舵的应声虫组成的，只会空谈的养老院。1978年2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记录告诉我们这是怎样的一种可笑氛围（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

　　勃烈日涅夫：我建议讨论若干问题，首先是授予我胜利勋章问题。经表决大家一致同意授予我胜利勋章。在此我感谢同志们给予我这一崇高荣誉。有同志建议2月22日举行授予仪式（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节——作者注）。
　　其他人一致：同意，2月22日举行仪式。
　　勃烈日涅夫：看来，颁发胜利勋章时，穿军服比较合适。
　　其他人一致：对，着军服比较合适。
　　勃烈日涅夫：但是，据我所知，章程规定胜利勋章在着便装也可以佩带。
　　苏斯洛夫：章程中没有规定它只能佩带在军服上。
　　契尔年科：这种勋章同样可以佩带在便服上。
……

　　197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六十周年纪念日，也是勃列日涅夫一生中最荣耀的日子。在此之前，他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被写入新宪法，确立了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地位，全国都在赞颂他。那天的群众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和列宁像制式、大小一模一样的勃列日涅夫肖像。同时，思想界也提出了“两个伊里奇”和“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提法（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父名都是伊里奇，“两个伊里奇”就是指勃列日涅夫是当代的列宁）。不久，“两个伊里奇”的肖像并排悬挂在所有机关、厂矿、部队和学校的墙上。不过，这种提法不但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同，反而遭到他们的一致嘲笑。

　　在个人崇拜风气的鼓舞下，各种为勃列日涅夫歌功颂德的文章及讲话充斥全苏。下面这段肉麻的讲话可以说是当时溜须拍马者一个典型：“今天，我不能不谈到一个现代人所景仰的、把亲爱的人民与亲爱的党有机结合起来的人。昨天，在最高苏维埃讲坛上，他用那亲切的、充满人情味的声音，以犀利的、感人肺腑的语言向全世界胜利宣告……列宁式的淳朴和博大精神，布尔什维克的坚韧不拨、深刻的国际主义、高度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集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随时准备为人民和党承担最重大的责任、坚定的性格和充满仁爱之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领袖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高尚品质。”说这番话的人名叫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后来的反“停滞时代”英雄（张建华：《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秘》）。

第五节：特权和腐败终成不治之症

　　官僚特权体系是斯大林主义一个重要的特征，也是一切独裁制度普遍的特征。因为独裁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权在谁”。理想的代议制民主国家中，人民群众是通过根据自己意愿选举出的代表来管理国家的，这些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者，只能对选举出他们的那部分群众负责，否则，他们就会因为失去选票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葬送掉自己作为国家管理者而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而在独裁国家中，国家的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没有任何真正的必然联系，即使是靠着群众拥护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也必然会因为始终不肯把主权让与人民而造成人民的失望，逐渐脱离群众，社会再次分裂为“我们”（指群众）和“他们”（统治者）。因此统治者除了以高官厚禄和不间断的、大规模的恐怖政策来拉拢走卒之外，别无他法保持下级对自己的忠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斯大林建立了斯大林特色的官僚特权体系。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后改称部长）、总局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一套专门的特权（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这些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修养所、疗养所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除此之外，斯大林时代特权制度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被称做“斯大林钱袋”的附加工资制度。一般装在信封中，秘密地给予各级官员，每月金额一般根据职务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1960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卢布，与新卢布比价为10：1）。领取“信封”的人根据规定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是要遭到严厉处罚的。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考虑到斯大林时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戈尔巴乔夫时代为6800美元，斯大林的干部们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收入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对比（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斯大林本人正处于这种特权金字塔的顶端。1932年11月9日，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之后，斯大林曾经对吊唁的人说：“她还缺什么呢？她要什么有什么。”说完，斯大林拉开阿利卢耶娃的抽屉，里面是满满一抽屉钱。阿利卢耶娃不过是中央机关一般工作人员，能拥有这么多钱很显然不是工资所能解释的。 　　作为斯大林时代特权制度最典型的代表事例，莫过于著名的“首都”牌伏特加的酿造过程了。这种牌子的伏特加酒是酿酒师斯维德利在1944年列宁格勒遭受围困、居民因饥饿而变成“活的幽灵”的情况下，根据上级的秘密指示在列宁格勒酿造成功的。宝贵的粮食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佳酿，根据文件规定专供军队高级干部和市委领导人享用。如果这些粮食节省下来，不知可以救活多少市民的生命。“首都”牌伏特加跟普通苏联百姓见面，则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事了（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 　　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不再能享受这种特权。被称为“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卡岗诺维奇在失去其职务之后，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取消了“信封”，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供普通工人去的疗养所（张建华：《推倒红墙》）。甚至卡岗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很多官僚特权：“信封”、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当然，这些还很不够，但是赫鲁晓夫确确实实向官僚特权发起了第一次讨伐（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赫鲁晓夫向特权制度发起的影响最大的冲击，莫过于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度。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人民出版社：《苏联共产dang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

　　由于苏联官僚的特权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按照以前的制度，“就是区党委书记的薪金，也是很高的。”（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因此，赫鲁晓夫推行任期制无疑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因为任期制废除了干部终身制，轮换制打击了帮派现象，使官僚们时刻陷入丢掉官职的担心中，故而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这是他们下决心把赫鲁晓夫赶走的一个重要原因。赫鲁晓夫对官僚特权的讨伐，被称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的毛派分子采取了伪激进主义立场，他们盛赞斯大林体制，污蔑赫鲁晓夫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并以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借口，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派分子一边心安理得地享用从斯大林那里照搬照抄的官僚特权制度，一边口口声声反对“官僚资产阶级”，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可悲的是，至今我们的某些公民，依然相信毛派分子精心伪造过的历史，依然把“文化大革命”看作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伟大实践”。）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叶利钦：《叶利钦自传》）。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2个（费因沙拉：《苏联怎样进行统治》）。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20多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1967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这种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一方面造成了高层机关长期无法输入新鲜血液，造成这些机关陷入“严重的停滞”，成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局面；另一方面，这些高层官员长期担任这些地区的“封疆大吏”，都按照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例如前面提到的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dang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层干部，及工业企业、工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干部更换过于频繁，朝令夕改，造成严重局面。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的“稳定”政策，是只针对高级官员的“稳定”，目的在于保证高级官僚的既得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因而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特权制度又被称为“干部名册”制度，它把上层人物与苏联普通公民化分开来，引起了普通苏联公民的强烈不满。（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本人，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曾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勃列日涅夫爱不释手，常常在几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堂而皇之地摆弄这枚心爱的戒指（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作为一个父亲，勃烈日涅夫有强烈的“舔犊之情”，对自己的子女非常“宽厚”。虽然他也常常斥责他风流纵欲的女儿和一心敛聚钱财的儿子，说他们给他丢脸，但这并不妨碍勃烈日涅夫动用公款为他的女儿与儿子修建别墅（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甚至连其甘当乌龟、不学无术、贪婪无比的的女婿邱尔巴诺夫也因为得到了勃烈日涅夫的庇佑而扶摇直上，当上了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邱尔巴诺夫贪污了多达20亿卢布的公款，在勃烈日涅夫死后才被押上被告席。

　　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谢苗·茨维贡将军在安德罗波夫布置下，领导一次反腐化调查时无意中从勃烈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邱尔巴诺娃的情人布里亚季亚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钻石等贵重物品，布里亚季亚供认钻石是属于加琳娜的，顿时弄的满城风雨。这时，一贯以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自居的苏斯洛夫不顾重病在身，亲自来掩盖勃烈日涅夫家族的丑闻。苏斯洛夫狠狠教训了茨维贡，并不许其逮捕布里亚季亚。茨维贡将军处于是忠于勃烈日涅夫家族还是忠于职守的矛盾中，1981年1月19日，他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求得了解脱（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烈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由于勃烈日涅夫的权力不是建立在群众拥护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他欣赏、提拔的亲信们的“团结”和“稳定”基础上的。因此，对于他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多么无能、多么遭人憎恨，勃烈日涅夫都奉行着“保护干部”的方针予以庇护。“理论家”苏斯洛夫给勃烈日涅夫找到了一条“理论基础”：“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勃烈日涅夫时刻奉守这一准则，时刻注意“保护干部”。例如，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第一书记麦都诺夫滥用职权，他治理下的地区贿赂成风，腐败盛行。当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建议将麦都诺夫撤职查办并交送法庭时，勃列日涅夫却连连摇头说：“不能这么办。他是一个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信任他，跟他走，而现在我们要把他送上法庭？再说，他那个区里的事情还进行得不坏嘛。我们换一个不诚实的人会把这个区的事搞坏的，先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他怎么样再说吧。”当安德罗波夫问把要把他调到哪里呢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说：“当个副部长什么的，不行吗？”（闻一：《重返莫斯科》）。前面提到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孜别克斯坦党的第一书记拉希多夫长期敛聚财富、将该共和国的棉花收入据为己有，将整个共和国党组织变成自己的“家天下”，为此，苏共中央收到了数以万计的举报信，而勃烈日涅夫却把这些信件送还拉希多夫，并且先后授予拉希多夫多达12枚的勋章，以表彰他的工作（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

　　在勃烈日涅夫日益腐败的统治下，苏联社会贪污、腐败和特权逐渐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腐败的深度、广度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是斯大林时代腐败的继续深化和发展。“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都卷入肮脏的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送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寄来的盒子。”（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特权制度把苏联社会分为“他们”（上层）和“我们”（下层），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他们”（上层）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实际上是把苏联人民分成了贵族和平民。“他们”的不劳而获的生活，致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缺乏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败坏了社会风气，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据统计，全苏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苏联社会日益呈现“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 　　早在斯大林集体化时代，由于集体化冒进政策引起的大饥荒（导致800万苏联人饿死），苏联出现了群众大规模地盗窃集体财物的行为，为此，斯大林用恐怖对付盗窃。他于1932年8月颁布了那条著名的命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民间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仅从1932年8月到1932年底不到四个月时间，就有55，000人依照本法令被判刑，其中2，000人被处决（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也是这一年，斯大林指着自己自杀的妻子满满一抽屉的钱问道：“她还需要什么呢？她要什么有什么。”） 　　由于斯大林体制下工人阶级普遍缺乏真正的主人翁责任感，大规模的盗窃始终是令苏联领导人头疼的问题。而当苏联历史演进到勃烈日涅夫时代，统治者再也不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措施了，“五穗法”被废除了。在上层社会腐败的示范效应下，下层的盗窃集体财物的行为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到七十年代，苏联全国私人轿车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燃油是从国家盗窃来的，某些地方这个比例甚至高达80%；莫斯科、列宁格勒、奥德萨等大城市的民警机构也曾经公开表示，这些城市的工人中有“相当普遍的小偷小摸行为”（《消息报》，1977年11月17日）。在专门为特权者提供服务的商店“莫斯科一○○号”经理上任时，他的上级不是对他表示祝贺，而是说：“偷吧，尽情地偷吧，我知道你一定会偷，一年时间足够了……等你偷够你和你家人的生活费用，你就进监狱给我当替罪羊”（《文学知识》，1988年，《石棺》）。

　　　　　　　　　　　　　　　　第六节、不可避免的政治衰败

　　独裁制度一般可以分做两种：“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两种制度虽然相似，但是却存在很大区别。极权主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牺牲，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极权主义的出现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个体意识尚未觉醒，民主意识尚未深入人心；二是这个国家经历长期的深重灾难之后，一部分劳苦大众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对这个人物寄予无限信任，听信他的救世许诺，并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比如一战后的德国、俄罗斯、意大利，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七十年代的柬埔寨、伊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阿富汗。极权统治者一般依靠这部分群众的拥戴上台，政权稳固后就胁迫其他社会成员，剥夺他们的权利。极权统治者的意志在表面上是迎合当时社会一部分群众的，因而被赋予神圣性、不可侵犯性，然而实际上却是利用一部分群众幻想一步登天的、不切实际的愿望达到自己的个人目标，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这种目标往往是统治者人性阴暗面的肆意释放，是狂妄的、反人类的。极权统治者让群众忍受苦难，付出牺牲，则被解释为为了实现某种“崇高”的目标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此极权统治下，群众必须承担无穷无尽的苦难，而统治者则开出一个个令人兴奋却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极权制度只产生于二十世纪。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电报、电话、广播、汽车、火车等现代化技术的发明，以及热武器完全替代冷兵器，导致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手段，导致一个国家里再也无法存在统治的真空区域，“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复存在；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力差距迅速扩大，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其不利于被统治者的变化，已经由原来的大刀长矛对镰刀锄头变成了机枪大炮对镰刀锄头。在这两种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被统治者的武力反抗已经成为不可能。如果这个国家专制主义传统深厚并且在现代化面前没有充分心理准备，就极容易导致极权政体的建立。

　　极权主义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政体。凡是极权主义肆虐过的国家，无一不遭到一场巨大浩劫。由于极权主义是依靠一部分群众拥护上台的，并且拥有巨大的技术优势（所有极权主义国家无不拼命加强这一优势，“要大炮不要黄油”，勒紧裤带搞军备竞赛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另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稳固性与严密性都达到人类几千年以来历史的极至。

　　不能说极权主义没有一点优越性。由于极权统治者彻底地奴役了所有人，因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计代价地完成极权统治者的一个或几个目标，从而在很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为此，人民群众付出的、千百万人的血的代价，在极权主义者眼里，就像是踩死一只小小蚂蚁那样不值一提。

　　毫无疑问，极权主义者是一些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他们深深理解权力的秘密，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对群众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把他们撕碎。他们的才能与威仪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统治者——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总统——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必然受到一部分人的歇斯底里的拥护与爱戴，这种状态半是麻醉，半是羡慕。同时，极权统治者也可以骗来绝大部分人的好感，并且把任何敢于怀疑挑战他们的人送进坟墓。人们在极权统治者的奴役之下，除了如醉如痴地爱戴统治者，或者是战战兢兢地生存下去，别无选择。那些歇斯底里的拥护者们甚至甘愿为这个“救世主”去送死，死前还感到无比幸福。从纳粹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时代的中国，以及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和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我们发现了这些甘愿被奴役者死前喊的口号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极权主义政体的基础是暴民专政。过多的苦难和社会不公会导致下层群众的暴民化倾向，产生一种甘愿玉石俱焚的反抗心态。此时，极权主义者就以一种“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煽动暴民的破坏情绪，允诺自己取得政权后就将带来幸福与公正。极权统治者怂恿暴民的无政府主义，怂恿暴民践踏一切旧社会的法律、道德和行为规范，而不管这种规范是否有益于人民。极权统治者的出发点也许带有某些建立新秩序的成分，但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充分解放——一种完全不受制于任何人、任何制度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以牺牲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为代价的。

　　极权统治者人格上表现为勇气与怯懦同在。他们可以完全掌握政权之前是大无畏的勇士，甚至可以做出最狂热的自我牺牲；而在攫取政权之后，则变为彻头彻尾的懦夫，用铁甲、地堡和特工把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阿道夫·希特勒敢于在啤酒馆暴动时孤注一掷，却在攫取政权后藏到了地堡里；金日成敢于在前线指挥作战，却连飞机都不敢坐；而斯大林曾在察里津勇猛作战，后来一生凡是出行都藏在铁甲列车中。所有的极权主义者，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安全，他们时刻害怕自己被敌人夺去生命，因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的巢穴构筑得天衣无缝，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潜在的敌人。

　　由于极权主义政体的稳固性严密性，因此它是不可能从内部被军事政变或自由选举推翻的。极权主义政体的灭亡只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极权主义者的自然或意外死亡。由于其接班人不具备极权主义者的那种权威，同时由于民众对极权主义制度的普遍厌恶，导致极权主义蜕变为威权主义。在伊朗、中国、苏联，都出现了这种情形。但是，如果极权主义者培养自己的直系亲属做为自己的继承人，则这个继承人有可能承袭老极权主义者威势，被群众看作是老极权主义者的化身，进而使得极权主义政体有可能得以延续，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极权主义政体灭亡的第二种途径是国家被更强大的外力彻底摧毁，如纳粹德国、红色高棉；而目前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出现了这种迹象。由于极权主义可以充分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捍卫自己，因此这种被外力摧毁的极权主义政体往往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深重灾难和人民的血泊而灭亡的。

　　而威权主义则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形式，由于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初步萌生，威权统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弃不切实际的狂想，而人们也不再被勒令必须积极参与到统治者个人意志中去，个体也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因而，威权主义阶段最明显的特征，表现为统治者与群众利益高度的不一致，统治者只有依靠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其统治。威权主义是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既是极权主义政策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萌发的阶段。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阶段。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半个世纪以来最具扩张力的斯大林主义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衰败的迹象：群众的革命激情都已被诺言无法兑现的冷漠所取代，社会主义理想被长期以来生活必需品的短缺所磨蚀，苏共渐渐缺乏活力，官僚机器越来越懒散和耽于谋取私利。随着极权主义的消亡，苏联社会正逐渐经历着因为现代化和对外交流的扩大而产生的变化，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对旧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文化的认同，转而接受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新的社会意识正在形成。社会的根本变化要求苏共提出新的、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的、对群众有说服力的新思想。但是，“苏共被苏斯洛夫这样的意识形态偶像弄得昏昏欲睡，对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丧失了主动权，只能无力地重复那些早已过时、干瘪无力的教条。”（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

　　原捷克剧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商店的橱窗里，挂着这么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认为：这个商店的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认为他们相信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会对他们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官方表明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就是他们愿意服从“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老百姓在独裁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也正是这些假话，“巩固”着勃列日涅夫式的统治者的政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独裁者的挑战，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正如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所言，总会有一个孩子在“多美的新衣服啊”之类的谎言里说出“可他什么也没有穿啊”一样，人们想讲真话的欲望是不可阻止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人们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 　　勃列日涅夫的专制体制导致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厨房政治文化”现象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在官方陈腐的、虚伪的意识形态教条越来越失去支持者的同时，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却突破了官僚们建造的意识形态壁垒，深入到苏联普通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灵深处。到了七十年代，穿牛仔裤、坡跟鞋、跳迪斯科舞、听爵士乐，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吸毒也开始风靡一时。这种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追求，被官方斥责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青少年的侵蚀，经常受到干涉。然而，日渐衰微的教条主义者却无法真正阻挡年轻人的选择。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真的有优越性，而是因为教条主义者们没有能力提出更好的、更能够吸引人的选择。当教条主义者干瘪无力地重复着那些没有说服力的教条时，他们注定要遭到青年一代的抵制，从而把几乎整个青年队伍推到了党的对立面去。这种化友为敌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刚刚提倡“改革与新思维”时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成员（《接班人》，莫斯科，1987年12月）。在其后发生的苏联政治演化中，正是这些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成为叶利钦“激进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力军。

　　青年一代的价值取向是关系到一个制度生死存亡的巨大问题，因为未来就是由青年人把握的。无论老一代人信念多么坚定，但终究无法逃脱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早晚要落到当初的青年一代的肩上。如果不注意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吸引，怎么能够保护社会主义航船的方向呢？七十年代的青年人都是出生于卫国战争以后，他们从出生就没有领略过沙皇制度的残酷，也没有领略过资本主义的苦头。他们自幼就被告知生活在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当长为青年人之后又被告知生活在“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很自然，他们对这种制度就寄予更高的期待。可是现实生活与他们的期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无法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公仆”享受特权、贪污受贿、生活奢侈堕落，而“主人”们却排队购物、生活艰难，并且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愿；在“真正平等”的制度下，官僚的子女拥有无可比拟的机会，而普通人家的子女却机会渺茫；当他们在疯狂的迪斯科音乐中发泄自己的惆怅时，又遭到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们的干涉和指责——所有这一切，怎么能够使得青年一代对这种“社会主义”不失望，既而怀有深刻的敌意呢？怎么能使得他们对“水深火热”的西方国家不羡慕呢？党失去了青年一代，这无疑是苏联社会主义航船倾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状态下，苏联社会公众出现了普遍的苦闷、彷徨和冷漠情绪。“这是最后一天”的末日心态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怠工、酗酒、劳动纪律松懈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很多人上班迟到，到岗后点个名就匆匆到街上排队购买新到商品或者到电影院看电影，以至于安德罗波夫时代不得不派出克格勃和民警到商店和影剧院去拦截这些旷工者（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酗酒现象成为社会一大公害，据统计，到八十年代初，全苏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公民处于经常性的烂醉如泥的状态下，因为酗酒导致的事故、伤亡和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治安状况大大恶化。到八十年代初，莫斯科已经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世界之窗》，1985年）。这也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发动声势浩大的“反酗酒运动”的直接原因（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

　　不仅是普通群众，在苏共高级官员中也弥漫着怀疑的情绪，七十年代末，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疑问（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他还对当时的格鲁吉亚共产dang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谈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等高层统治者却依然相信来自下级的报喜不报忧的“成绩”。他们“有些傻气地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势中”，看不到身边隐藏的巨大危机（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无论是群众还是官员，对这些身居高位的政治盲人已经全然失望，党和国家的一切中期和长期计划都无人关心和承担，各级机关的官僚们都采取了专制制度下政治过渡期间最常采用的办法：等待新的政治领导人确定方向（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第二编：政治）。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施密斯：《苏联政治》）。1981年12月，列宁格勒的《阿芙乐尔》杂志突出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本杂志的第十二月号封面上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照片，而内容部分刊登了一段极为敏感的文字：“我前天听说他已经去世，我坦率地承认我感到非常喜悦和骄傲。但是我高兴的太早了。不过，我希望我们不用等很长时间。”这段话显然是影射勃列日涅夫的，因而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第六卷，勃列日涅夫和安—契过渡时期）。

　　　　　　　　　　　　　　　第七节、表现欲、附庸风雅和虚荣心

　　勃列日涅夫年轻时代曾经幻想当演员，曾经在“蓝衫”剧团演出过。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对表演似乎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兴趣。他能熟记叶赛宁的不少诗篇，甚至能够背诵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诗《释迦牟尼》，经常在外宾和苏联大众面前卖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勃列日涅夫是个喜欢怀旧及讲故事的人，经常把他在战争期间、在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期间的一些经历讲给别人听。这其实是人之常情，应无值得诟病之处。然而，在周围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恭维之下，勃列日涅夫开始飘飘然了。这些人给他出主意，怂恿他把这些经历都写下来。勃列日涅夫是个连发言稿都要助手准备的人，他不可能真的动笔写。然而在这些小人们的努力之下，召集了一批有才华却无品格的笔杆子，这些人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口述，整理、添加一些想象及华丽的辞藻。就这样，出现了一本三步曲的自传体小说——《小地》、《垦荒》、《复兴》。

　　按道理，助手整理领袖本人的著作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助手们替领袖写文学作品、以显示领袖的“文学天才”的情况却并不多见。勃列日涅夫的“小说”在《新世界》杂志发表后，立即赢得了“震耳欲聋的和精心组织的捧场和叫好”。很快，单行本出现了，而且几乎“成了党的教育系统的必读书”。尽管人人都知道这本书是别人捉刀代笔的赝品，可是作家协会还是决定把授予苏联文学最高成就的“列宁奖金”授予勃列日涅夫。“尽管在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家中，包括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都无一例外地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自动笔写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件事最终成为苏联民众的笑柄。

　　勃列日涅夫还热衷于把自己打扮成艺术家的“知心朋友”模样。例如他观看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时，他的护士在一旁说，侦察员伊萨耶夫是个真实的人，现在还活着。勃列日涅夫马上让警卫去了解一下有没有伊萨耶夫这个人。警卫说没有这个人，是影视剧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勃列日涅夫不相信，又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安德罗波夫的回答也是没有这个人。勃列日涅夫本来是想给这个伊萨耶夫颁发勋章的，但没有这个人于是就把一枚金星勋章奖给了扮演伊萨耶夫的演员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后来，这个吉洪诺夫就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红人，他在电台上朗读勃列日涅夫自我吹嘘的传记——《小地》，在每逢11月7日晚上政府要人必定要参加的盛大晚会上当主持人，为勃列日涅夫歌功颂德。在家里看电视、看电影，然后再招来他喜欢的演员，给他们颁发各种各样的奖章和勋章就成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主要生活内容之一（闻一：《重返莫斯科》）。

　　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试映时，由于其中有部分裸体镜头，因此主管电影审核的官员曾试图把这部电影禁演，幸亏勃列日涅夫内部观看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这部优秀的电影才有幸与观众见面，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不朽的篇章。而另一部电影由于其中有主人公走到教堂时跪地痛哭的镜头，被电影审核官员认为是宣扬宗教而准备勒令裁掉这部分内容，恰恰勃列日涅夫看到这里时动了感情，因此这个镜头得以幸存下来。 　　勃列日涅夫日益沉迷于各种各样的荣誉之中。据统计，勃烈日涅夫一生共获得各式勋章与奖章62枚，而卫国战争著名统帅朱可夫元帅仅获得46枚。勃烈日涅夫的这种爱好，被苏联人民讥讽为“有给自己发勋章的怪癖”，当时苏联流传着一则政治笑话：甲说勃烈日涅夫好几天没在电视上露面，听说是住院了，乙问得了什么病，甲回答说：是接受扩胸手术，否则，他的那么多勋章就没处挂了。


　
　　第九节：一九八○年莫斯科奥运会 　

　　　1974年10月，国际奥委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上决定，由苏联莫斯科承办第22届奥运会。可以说，在当时“冷战”格局下，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办奥运会是展示国力和其号召力的大好时机。因此，苏联领导人对该届奥运会的举办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75年3月，成立了莫斯科奥运会筹委会，开始对各项工作进行积极的准备。此后六年时间里，在莫斯科兴建了许多体育设施，并对城市进行突击改建，修筑高楼大厦、粉刷历史建筑，河道清淤等，疏通道路等等。据有关资料统计，苏联为了主办这届奥运会，总共投入了90亿美元左右，这在奥运会史上是空前的数字。 　

　　　然而，由于受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影响，本次奥运会受到空前抵制。1980年7月19日下午2点，第22届奥运会在莫斯科列宁体育场正式开幕。苏联党政领导及奥委会主要官员都出席了开幕式。可惜当天天公不作美，乌云重重，预示着这次奥运会面临的危机。苏联不得不出动6架飞机，在云层中喷洒化学药剂，驱散飘浮在体育场上空的乌云。 　

　　　开幕式是隆重的，但人们为一种不愉快的气氛所困扰。在莫斯科奥运会即将召开前夕的1979年12月，10万苏联红军入侵中亚国家阿富汗，遭到了全世界的反对和抗议。为了抗议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也为了与苏联的角逐、打击苏联国际声誉，美国带头宣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随即，许多国家的奥委会相继表态，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中国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据统计，国际奥委会已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公开抵制或拒绝参加的占五分之二，参赛的仅81个。奥林匹克运动自1894年重新举办以来，经历了许多危机，期间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中止过三次，但在和平时期，莫斯科却遇到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据苏联方面统计，出席第22届奥运会的一共有男女运动员5872人，其中：苏联运动员人数最多，为534人；民主德国次之，为378人；波兰第三，为340人；匈牙利第四，320人；保加利亚第五，313人；古巴，239人。可以说，莫斯科奥运会几乎成了东方国家的竞技比赛。而很多参加了本届奥运会的国家，为表示抗议，不打本国国旗而只打奥运会五环旗。由于上届奥运会举办国加拿大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因而在奥林匹克会旗交接仪式中，上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蒙特利尔市长只派了一名代表将奥林匹克会旗交给了莫斯科市。这些情况，使得热烈的开幕式显得冷冷清清，着实让主人尴尬不已。 　

　　　不过，有一失必有一得。由于美国和西方体育大国的抵制，使得本届奥运会上苏联运动员所向披靡，共获金牌80枚、银牌69枚、铜牌46枚，居各队之首。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在一届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一次。而体育强国民主德国则获得金牌47枚，位居第二；连保加利亚也获金牌8枚、银牌16枚、铜牌17枚，首次进入奥运会前三名之列。 　　

　　8月3日举行的闭幕式也同样出现了尴尬局面：由于美国坚决反对，一反惯例没有升起下届奥运会东道主美国的国旗，而代之以洛杉矶市市旗。莫斯科奥运会的冷清与尴尬使得苏联领导人十分恼怒，为此苏联及东欧国家宣布抵制1984年在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 　　　　　　

　　　　　　　　　第十节：镇压持不同政见运动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作为后极权主义威权统治者，他对待对政权本身发起挑战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是严厉打击的。苏联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起初是为了抗议官方对斯大林的重新美化和终止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自由化，但很快他们就表现出了相互之间的政治分歧。唯一的共同点是对苏联的政治高压不满，要求民主和自由。 　

　　　西方国家当然乐于看到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因而给予他们以大量的支持。然而，并非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亲西方：罗伊·麦德维杰夫因为全面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主张复兴和革新列宁主义，把苏联社会主义从扭曲的斯大林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因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萨哈罗夫则主张把苏维埃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因而被称为“社会主义自由派”；而索尔仁尼琴则呼吁恢复君主制度并且具有强烈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因而被称为“泛斯拉夫主义反对派”。各种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互相斗争也十分激烈。③ 　

　　　持不同政见者自然遭到了来自官方的镇压与迫害，采取的措施有：集中批判，动员理论研究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集中的口诛笔伐；分化瓦解，采取一些措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一些社会问题，从而使得同情者们分化；限制自由，对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限制其言论或活动自由，降低其影响力；驱逐出境，逮捕、或者关进精神病院。应当说，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到七十年代末，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只剩下那么几十个人了”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的活动都已转移到苏联国外。 　

　　　虽然从表面上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受到了巨大打击，但是其潜在影响力却是非常巨大的。苏共自身政治号召力的下降，官员腐败特权现象的发展，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力发挥了与其自身规模完全不相称的巨大作用。普通苏联群众甚至苏共党员，都暗中同情持不同政见者。当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从流放地和国外归来时，他们受到了群众英雄般的欢呼。 　　　

　　　　　　　　　　　　第十一节：“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和老人政治

　　　　一个非民主国家，其官员的进身之路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确定的，而是通过自上而下选拔确定的。因此，选拔自己认为亲近的、可靠的、有能力的人当自己的副手，是最一切非民主政权统治者的选拔规律。在这种体制下，所选拔的官员的名望、品德、口碑和才干是否能够被大众认可，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民间向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

　　　　虽说独裁者们在选拔干部时也要注意一下其品行和才能，但那都是次要因素，至关紧要的是这个人是否忠诚；而被选拔者的才能，也必须不能给独裁者带来威胁，否则就会招徕杀身之祸。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出现的两位杰出的年轻活动家：中央书记阿·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部长会议副主席尼·沃兹涅先斯基。他们二者才干是如此杰出，以至于斯大林曾经表示：等自己退休后，应当让库兹涅佐夫继任自己的党的总书记职务，沃兹涅先斯基继任自己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而当斯大林说出这番话，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离死不远了，因为斯大林根本就不打算退休，更不会容忍一个能取代自己的人存在。果然几个月之后，两位杰出的年轻人，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就因“列宁阁勒案件”而被逮捕，然后被处决了。在无情的拷打与审讯中，沃兹涅先斯基崩溃了，如同布哈林当年一样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而库兹涅佐夫则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他说：“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结果，他被打断了脊椎骨。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时代那种残酷的宫廷政治已经被一种温和的斗争方式所取代。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物，采取的是打发他们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或者打发到遥远的国家担任大使，到了退休年龄的则打发他们体面退休。无论是前面提到过的谢列平，还是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担任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都采取了这种方式。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个性使然。 　

　　　不过，虽然手段不同了，但领袖选拔官员的准则却没有改变。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他身边自然地聚集了一批曾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时的同事、部下和朋友。对此，西方媒体称之为“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官员要想获得升迁，首要问题不是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要如何与这个“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搭上关系。 　

　　　勃列日涅夫不动声色地排挤了很多党中央和政府中他所不信任的人，换上“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的成员。这些成员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吉洪诺夫，他不仅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而且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的校友，1979年柯西金被迫辞职后，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也是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前面提到过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是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工作时的部下；克格勃第二副主席齐涅夫，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也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任州委书记时的主要助手；内务部长谢科洛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任州委书记时的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时期的1983年12月13日，谢科洛夫因贪污受贿而被褫夺军衔、开除出党后，吞枪自杀）；库纳耶夫，是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工作时的主要助手，后来担任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 　

　　　在给大量亲信委以重任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也在逐渐排挤他不信任的人。谢列平、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柯西金、沃罗诺夫……一个个都被他排挤掉、继而销声匿迹了。苏斯洛夫只醉心于“灰衣主教”理论家角色，对勃列日涅夫权势构不成主要威胁，并且苏斯洛夫派系自身有相当实力，因而二者虽有过龃龉，但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动他。正如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家葛罗米柯私下发表感慨中说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局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样，有的人突然从这里出现，有的人突然在这里消失。” 　

　　　由于勃列日涅夫实行干部任期终身制，导致其后期整个中央领导层年龄的老化，主要领导人均已年过七旬。1981年3月苏共第二十六大上选出的政治局14名正式委员中，平均年龄为75.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谢尔佩83岁；8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均年龄也接近7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库兹涅佐夫81岁。 　

　　　最高领导层的病态和老化的特点，在每年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一群面颊干瘦枯黄、病入膏肓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在列宁墓上，忍受着寒风的折磨。当苏联人看到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被助手们吃力地扶到讲台上，发表断断续续和含混不清的讲话时，人们在厌恶的同时都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当时苏联群众流行一则名为《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笑话来讽刺老人政治。这一则笑话里，会议主持人庄严地宣布：代表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大会开幕！”接着，主持人宣布第二项议程：“把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抬进来！”第三项则是“请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等高层统治者却依然相信来自下级的报喜不报忧的“成绩”。他们“有些傻气地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势中”，看不到身边隐藏的巨大危机①。无论是群众还是官员，对这些身居高位的政治盲人已经全然失望，党和国家的一切中期和长期计划都无人关心和承担，各级机关的官僚们都采取了专制制度下政治过渡期间最常采用的办法：等待新的政治领导人确定方向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施密斯：《苏联政治》）。1981年12月，列宁格勒的《阿芙乐尔》杂志突出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本杂志的第十二月号封面上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照片，而内容部分刊登了一段极为敏感的文字：“我前天听说他已经去世，我坦率地承认我感到非常喜悦和骄傲。但是我高兴的太早了。不过，我希望我们不用等很长时间。”这段话显然是影射勃列日涅夫的，因而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②。 　

　　　1982年9月底，已经76岁高龄的勃列日涅夫来到阿塞拜疆共和国首府巴库视察。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因为多次中风的影响，他的智力和体力都大幅下降。当勃列日涅夫出席当地党组织为他举行的招待宴会时，勃列日涅夫照例发表讲话，整个苏联都在观看他讲话的电视直播。当勃列日涅夫照着讲稿念了几段之后，大厅里的人们都骚动起来，原来因为助手粗心拿错了稿子，已经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却根本没有发觉。一阵紧张之后，一位助手跑上台来把另一份讲稿交给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没有任何窘态，而是平静地说：“同志们，刚才发生的事情不是我的过错。我要从头再来。”说完，他又庄严地念起了新讲稿。④此时的勃列日涅夫还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向他一步步逼近了……. 　

　　　一个月之后的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登上列宁墓参加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病入膏肓的老人，目无表情地在寒风中伫立了三个多小时，只是偶尔向游行的人们挥动一下手臂。仅仅三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刚刚起床的勃列日涅夫突然昏倒在地，随即永远告别了人世。一个以他，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第十二节：结束语 　

　　　也许读了我的文章的朋友会认为我是很反感勃列日涅夫的，因为我的文章中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怀念并且留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苏联经济一度繁荣，科技大大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艺事业空前繁荣，社会保障不断健全。应当说在苏联69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统治的这18年是最祥和、最安宁、最富裕的18年。我这篇文章，只是选取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几个比较突出的内容进行叙述，不可能全面系统地介绍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对于这个世界大国来说，18年的历史显然不是一篇三万字的文章所能说得清楚的。 　

　　　我对勃列日涅夫本人的评价也相当不错。在我眼中，勃列日涅夫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他待人宽容，作风随和，富于同情心；和暴戾的斯大林比起来，他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如果说缺点，那就是虚荣心比较强，对一些长年积累的问题缺乏彻底解决的决心。这样的品质，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他仍然是会受到人们欢迎的。 　

　　　然而，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那些缺点就不能忍受了。虽然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逐渐走向强大，经济能够得到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但由于缺乏对现实清醒的认识，苏联社会在运行中积累了无数尖锐矛盾累。由于勃列日涅夫等人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和魄力，这些矛盾越积越深，社会动乱的能量越积越大，为最后彻底炸毁这个国家埋下了足够的炸药。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国势达到虚幻的顶峰，随即落入不见底的深渊。 　

　　　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权时间长达18年。在苏联历史中，除了斯大林执政27年外，执政时间最长的就属勃列日涅夫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其弊端已经暴露得十分清楚了：政治缺乏民主，人民没有参与国家管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特权腐败孳生，长官意志、官僚主义和瞎指挥盛行；生产中惊人的浪费，资源的过度消耗，投资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军备竞赛对社会资源的消耗……这些矛盾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但惟独勃列日涅夫和他的老人帮们看不清楚，继续沉醉在“发达社会主义”虚幻的自我满足中。 　

　　　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苏联不是正常地迈入八十年代的。而是像一个如勃列日涅夫般的病入膏肓的老人，浑身浮肿、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地跨进了八十年代。当时苏联的工业生产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但有赖于石油惊人的“大输血”般的出口，才勉强维持了2%的增长率。为了弥补国民收入的不足，苏联政府把酒类销售量提高了三倍，每年从酿酒工业中收取多达530亿卢布的税收，占苏联国民收入的12%，“这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利加乔夫：《警示》）。苏联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世界列第一位，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产严重脱节，“苏联的火箭可以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慧星并飞上火星，其宇宙飞船可以遨游太空”，但其汽车却缺乏足够动力，故障频出并且耗油惊人；许多家用电器陈旧不堪，电视机爆炸事件经常发生，以至于苏联人开玩笑说本国生产的电视机应当送给敌人；苏联虽然拥有世界最多的耕地并实现了机械化，但粮食连年歉收并且不得不花稀缺的外汇大量进口粮食；苏联的人均医生数目、人均医院床位数目都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寿命却排在几十名之后并且不断下降，看病难，医疗服务质量不断下降，死亡率上升；苏联的经济规模号称世界第二，但其主要的消费品却长期短缺；苏联号称“世界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有7000万城市居民住在没有自来水和厨房的简陋公寓中…… 　

　　　是啊！一切都那么奇怪。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就是如同月球正面与背面一样截然相反、黑暗与光明并存。正如苏联人自嘲的那样，苏联是一个手持原子弹的上沃尔特。然而，上层只看到光明的大好形势，下层只看到无尽的黑暗……难道不是这样吗？党员、干部们在干什么？他们都在忙碌着，忙着论述和证明那并不存在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忙着给不断下降的生产数字注入水分……官僚机器的一切齿轮都在忙碌、转动着，而可惜的是，这些转动都是在空转。 　

　　　如今，勃列日涅夫已经去世二十年了，苏联本身也成为历史，每当人们提起苏联的时候，都要加一个“前”字，彼此提醒着，她已经和罗马帝国、亚述帝国一样成为历史。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假如赫鲁晓夫的改革持续下去，假如勃列日涅夫不那么顽固拒绝改革，假如安德罗波夫再长寿一些，假如戈尔巴乔夫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假如“八一九”事件的密谋者再聪明一些、坚决一些……是啊，假如这些因素有一个能够成立，苏联也许就不会解体。但是，历史怎么能够假设呢？ 　

　　　作为一名把苏联当作精神祖国的人，苏联解体时时刻刻折磨着我。我永远不会忘记：1991年12月25日夜晚，我一个人躲在寝室里听收音机。当我听到镰刀和锤子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旗杆上降落时，我禁不住留下了痛苦的眼泪。当时，我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失落与悲愤，拿起画笔和油漆跑到宿舍楼顶，在墙上写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这几个字，并画了一个大大的镰刀和锤子标记，但那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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