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13 | 李敖有话说（10月7日）：我不是朋友，是自己人
类别(言论and历史) | 评论(0) | 阅读(61) | 发表于 17:13
大家看我这个节目做了四百集，可是今天我穿的衣服换了。为什么换了？因为从这一集开始，你们看到的我就是离开中国大陆五十六年以后回到大陆，又回到台湾的我，非常有区隔性的、断层性的意义。今天我穿了这件长袍是我这一次去大陆路过香港时，凤凰电视的老板刘长乐先生送我的两件长袍中的一件。这是西装料子所做成的长袍，手工极好，所以今天穿出来，给大家亮相亮相。看到了这个画面，大家就知道李敖从中国大陆回来了。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后，今天以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了。

我这一次在北京、在上海、在香港的活动，正面的活动是演讲，很多人都看到了，或者从网站上面看到了。我预备在我的节目里面讲一些零零星星、大家看不到的小插曲。譬如说，我在上海有一段时间我们跑到了朱家角去参观。朱家角是中国最原始的村庄之一，就是上海古镇朱家角。在朱家角卖刺绣的店里面，我看到一幅画。这幅刺绣当时我的看得时候，旁边的朋友们、凤凰电视的工作人员们、还有记者们就说：“李大师看到这幅画一定是喜欢这个女人，怎么、怎么样”，不由分说地，你一句我一句。可是在我的心里面，我跟大家说，以我对刺绣的了解和水平，我必须说这幅刺绣可争议的部分还是很多。可是当我看到旁边一位女士在辛苦的刺绣的时候，我二话不说，表示这幅刺绣是我喜欢的，并且立刻掏钱就把它买下来。

像这种小的插曲，我这次在内地有好多种，我愿意多少把它讲出来，看看我的另外的这一面。你可以说李敖好滑头，可是我为什么能够使人家高兴的时候，我不使人家高兴？我要使他高兴，我要对他有所鼓励，不能够说在现场对这个刺绣表示很强烈的我的意见，我觉得是不礼貌的，也是很伤人的。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这幅刺绣蛮好的，至于说它是我的喜欢的女人的水平，显然有很大的落差。我举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这些小的故事也许可以从吉光片语的那一面，看到李敖的另一面、被李敖自己遮盖住的那一面。

我再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北京的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先生发表了谈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深意，并且我对李维一先生那种机智感到的佩服，没有讽刺，真的很佩服。

大家看一段话：国务院台湾新闻发布会议，九月二十八号。提问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李敖先生的演讲。“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您在台下听了全程，对于李敖的演说有何评论，曾经有平面媒体，说您当时的表情是蛮严肃的，您对此有何看法？”李维一答复是说：“李敖先生在台上金刚怒目地讲，我在台下金刚怒目地听”。这句话讲的非常的好。你李敖不是说你的演讲第一场是金刚怒目，第二场是菩萨低眉，第三场是尼姑思凡吗？第一场你既然金刚怒目的讲，我就在下面金刚怒目地听。这句话，含意深长并且讲的非常好。“我在台下金刚怒目地听，至于严肃的问题，我个人秉性就比较严肃，而且越是人多的场合就越严肃”。然后又有人在问，说李敖先生这几天在大陆演讲的调子不一样，听说在第一场演讲后国台办有人打电话给凤凰的老板刘长乐先生，想查证一下是否有此事。我们再看国台办李维一先生答复，他说“第一个问题，当时有很多谣传李敖先生对此已经明确的做了回答，刘长乐先生在他的谈话中也明确地表示过没有此事。李敖先生自己说：‘我李敖的思想是谁能随便影响的吗？’别人不能够影响他，这是很明确的，李敖先生阔别大陆六十年，此次来大陆参观访问，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内容丰富的神州文化之旅”。定位在内容丰富上面，李敖是不受别人影响的。因为李敖先生思想是谁能随便影响的吗？第三个问题，“李敖这一次进行了非常丰富的神州文化之旅，您认为大陆方面是否会采纳甚至接受李敖在演讲中内容实质性的建议或者对大陆方面柬言？”发言人李维一先生说：“我们会本着求同存异的立场来做”。定位在求同存异，有相同的地方我们就是相同了，不同的地方我们把它挂起来，把它搁起来，把它存起来。最后一个问题：“对李敖先生的三场演讲有什么评价，尤其是北大的演讲，您觉得言论反动吗？”发言人李维一先生说：“李敖先生自己有言，说他越讲越好”。换句话说，他不做肯定的答复也不做否定的答复而是引证李敖的话，来化解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先生是第一流的人才，在这里我向大家赞美他。有一个问题我倒有点忧虑的，就是这一点，说是我们会本着求同存异的立场来做。我有一点忧虑的是说，难道我们之间有同以外的异吗？难道是大同小异吗？在我李敖一厢情愿的想法里面，我们几乎没有异。可是没有被有些人看出来，这里面有异，同中有异、大同小异，要所以要求同存异。我认为，这个异字应该是没有的，或者说比例上是很小的。这样子，才会皆大欢喜，这就是我的基本的一个立场。


我在离开台北到北京的时候，在记者会上面，我曾经散发一个文件叫做《李敖蓝中带绿，白里透红记者会》。最后，我写了十四个字，叫做“惊雷东来云似盖，大江西去浪淘沙”。这个写的含含糊糊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雷会从东边跑到大陆来，它是惊雷，云似盖，就是满天的乌云。可是，大江西去浪淘沙，是向祖国来流，它的目的是浪淘沙，浪淘沙是中国词里面的一个词牌的名字，就是这浪太大了把沙子也卷起来了，也冲走了。所以这句话有了很复杂的、用心深远的含意。我这次到了北京、上海乃至到了香港，所到之处我认为我达到了这个效果。可是我必须说，必须告诉大家，这个效果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局限。我们看到香港亚洲周刊所说的李敖登陆传奇，它里面专门报道我在大陆的这些情况，好比说李敖旋风吹来改革憧憬；又说到李敖震撼神州，以智慧挑战威权；又说李敖的演讲惊心动魄与言论突破；然后李敖化解台独之旅。种种的。我们必须跟大家声明一点，有人在看好戏，有人在看笑话。看什么好戏？他们以为大陆是我李敖的一个打击的对象。错了，这点错了，我一再说，错了。北京的政府不是一个我李敖施展打击的对象，因为他不是我的敌人，不但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我的自己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看所说的这种外面的这些消息有的地方就是很有趣的。纽约时报很难得的登到我们中国的消息，登出我李敖说是，李敖共产dang最好的朋友，李敖有一些批评的话。为什么说我李敖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不是朋友，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自己人。为什么有些人看成了我们是两类人，我是朋友？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再讲一遍，因为我们是自己人所以不应该发生大同小异的这种差距，求同存异的比例，尤其在存异的比例上面要非常的小，否则的话就变成敌对了。那是朋友对对方的批评，这就是美国纽约时报这些外国人所要求的效果，我李敖是干这个的吗？所以我的意思，我在我的节目特别补充这一点，我跟北京、我跟祖国、我跟中国共产dang都不是敌对的，不是说我赢了，你输了，不对的，我们是一致的。这就是我特别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声明的。

我也一再在讲演里面讲过，我们讲话除了讲的是真理以外讲的是我们真心相信的、信仰的东西以外，要很有技巧，不要伤人，使人听得进去。我手边拿了一幅字，这幅字是沈伊默写的。沈伊默是什么人呢？他是个典型的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北大教授，后来他变成一个只写毛笔字的一个艺术工作者，他做过河北省的教育厅长。换句话说。他在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时代是个思想很新的人，可是后来他就靠边站了，自己后退了，自己写毛笔字了。在文革的时候，他把他写的很多毛笔字的精品因为恐惧都烧掉了，外面流传的并不很多。我给大家看一个他写的东西：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我为大家讲一下这个诗，不是沈伊默写的，这是个和尚写的诗。“在插秧的时候，我手把青秧在农田里插秧，我低着头，因为农田里有水，低头便见水中天，从水里面可以看到天空，身心清静方为道，这才是我的人生观，插秧时候是倒退的，一边退一步一边插秧，所以退一步原来是向前，只有退一步才有插秧的结果”。第三句诗不好，第三句不应该是身心清静方为道，照我李敖的意思应该改成“其正若反方为道”，看起来是正的，其实是反的。“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其正若反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表面上看是退步，事实上我在向前。表面上，我讲的话是棉里藏针，大家知道我藏的不是针，我藏的是锥子，可是我没有恶意。为什么？我们是自己人，我不是你的朋友，并不如美国纽约时报所说的我是北京最好的朋友。我不是北京的朋友，我是北京的一分子，要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整个的情况才能够接的通我这一次在祖国，在北京、在上海乃至于在香港的记者会上面所表达的完整的意思。不这样看我，把我看成局外人，是错误的。所以我特别讲到了我的好朋友大导演李翰祥刚回中国大陆拍电影的时候，日记本里面私下写的一句话，他写的李后主的一个词，就是：“梦里不知身是客”。虽然北京对他这么友好，可是把他当成客人。所以李翰祥说：“梦里不知身是客”，我以为我不是客人，我以为我是老北京。我以为我李翰祥回到了北京是跟祖国一致的。结果，我怎么会有这些感觉呢？我被人当成客人，我怎么会出来这个感觉呢？可惜这里面可能真的有被当成客人的事实。如果有这种情况，就正好应纽约时报所说的北京最好的朋友，原来我是客人。如果北京这样对待我，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我必须说把我李敖的当成客人，如果这个是大前提的话，我觉得我们之间就有一个结，这个结呢就不是很愉快的。如果不是这样子当客人来看我，不是当朋友来看我，而是当自己人来看我，你看我是自己人，我看你也是自己人，这才是真正的味道。

大家看了半天，都看到我在北京讲的话、在上海讲的话，可是到了香港，大家知道我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一般人到了香港地区都避免讲的这句话，我讲出来了，我说我拥护中国共产dang。这种话，我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因为威胁不到我，我在香港，可是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选择了这个拥护所有理由在演讲里面都讲了，中国不能再穷，中国不能再乱。在这些前提底下，我们必须我们在现实的基础上、在务实的基础上、在中国安定的基础上、中国再也不要混乱、再也不要千万人头基础上面建设我们的国家，这是我真正的目的。

10月12日 《一个好的开始》

这期节目是我从内地回到台湾来的第四场，仍旧穿着凤凰电视刘长乐老板送我的长袍。今天讲这个节目还是讨论一下，回味一下我在内地的这一次的演讲中的一些插曲。

首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北京大学送我的一个纪念品。这个是可以立在那里的一个牌子，“李敖先生，北京大学演讲纪念，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很感谢北京大学，感谢闵维方主任。除了送我这个牌子以外，报道说闵主任拿了一张照片送给我，这张照片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北京大学国文学系毕业，就这张照片，就是闵维方主任送给我的。我很感谢北京大学从他档案里面找出来 一九二五年毕业的我父亲这张历史性的照片。我们看到，他穿的衬衫的领子是圆领的，那时当年很时髦的一个装束，现在看起来这个都是历史了。为什么我很感谢闵维方主任？因为我李敖手里所掌握的这个资料，没有我父亲这张照片。我有我父亲的民国十五年就是一九二六年的北京大学的毕业同学录。这里面最令我们惊讶的就是一九二五年毕业的同学录，名单一共只有三百五十九个人。北京大学在一九二六年的整个的毕业生只有三百五十九个人，现在北京大学上万人，可见当年的大学生在比例上面是多么的难得。我在跟大家讲过当年一个中学生的背后有四千个文盲，换句话说，中学生跟文盲的比率是一比四千。大学生，尤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绝对是天之骄子，所以我父亲也是天子骄子之一。他那时候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吉林省，省里面两个中学的校长空缺就等着他，或者你到外国留学。所以那个时候啊，真是天之骄子。我很感谢闵主任给我这么好的纪念品，使我能够看到这些当年的照片。

这一次大陆行使我大丰收，因为也有不认识的朋友送我东西。譬如，我收到了一位也算是我的同乡，叫做刘宗秀，他是中国第一个个人名义的文革博物馆馆长，这就是刘先生。他当时写了封信给凤凰电视的刘长乐先生，这封信里面讲到了他看了李敖有话说，很感兴趣，并且他这一年多来都在看这个节目，他把一些我出生地哈尔滨的一些社会史资料送给李大师。这些资料呢都是上个世纪，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的老照片。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蛮有味道的。俄国人，东北人叫做老毛子、大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感觉到跟我们现在的照片就是不一样。很感谢刘先生的这好多的照片。同时呢，他送了一本书，俄文的书，这本书正好就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跟我同岁。这是讲到我们东方的一本书，这个是很珍贵的。我这一次北京、上海、香港之行有了很多意外的收获。这位刘先生给我的资料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我这一次到北京是什么待遇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看看香港亚洲周刊的有趣的报道：“李敖登陆传奇”，亚洲周刊有一行报道很有意思，我给大家看，“九月十九号傍晚五点，李敖由香港转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但这天晚上的北京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七点的新闻联播十八条新闻中竟没有李敖登陆的丝毫信息。次日，北京主流报刊的头版也没有李敖登陆的新闻，而李敖来以前的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当天的登陆新闻都在头版刊登有关的新闻”。连战、宋楚瑜、郁慕明代表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报纸头条新闻显著报道，可是我到了北京的时候当天新闻不播出，第二天也没有在第一版出现。我们再看亚洲周刊报道说，“李敖此行虽不是政党之行，而是以学者民间的文化之旅，北京中央给与高规格安排接待”。高规格安排接待，就是说给我很礼遇的保护，弄到我都不好意思了。什么呢？我的汽车开出来的时候，前面有警车开道，有的时候马路还清场。三条马路，我只走一条，另外两条也放空让我先走过去，弄得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觉得很不安。的确是高规格的接待，可是容我在节目里讲一句话：“也是高警戒的注意”。警戒什么？警戒你李敖从台湾来了，你讲的话是不是有使我们觉得很别扭的，或者不妥的。对连战、宋楚瑜、郁慕明这些政治性人物，他们的话事先可以掌握，可是对李敖讲的话事先掌握不到。虽然我跟凤凰电视台刘长乐先生有交情，也是他们请我来，可是大家基于礼貌和尊重，几乎只能猜我要讲什么话。基本上是基于对我李敖的信任才有这一次的大陆行。所以，在礼貌上也不便刺探我李敖讲什么话。所以我在北京大学第一场讲演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令大家惊讶的地方。原因就是不能够完全掌握我讲什么话。

大家再看，我在复旦这一部分，我们看到解放日报的报道，“复旦师生视为学校百年华诞收到的特殊生日礼物，复旦校园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形”。可是我告诉大家，复旦大学请我去学校事先都不发消息的，知道我李敖来的人就来了，不知道的，学校不告诉你们。我总觉得我在被欢迎、被礼遇的过程里面有一点点怪怪的。那个怪怪的就是很不明显的、或者很隐晦的来对我李敖有一点点防范，不一定是恶意的，可是有一点点防范。所以我们再看到，这种情况在我演讲过去以后才被很多媒体挑拨。我所谓挑拨大家看看啊，这就是美国纽约时报登的这一段，“它就说，中国最好的朋友，在台湾最好的朋友，在北京关于自由的部分有所教训”。为什么说我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一再跟大家说，我不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是朋友呢？朋友变成外人了，我就是中国人，我就是大家的一分子。把我当成客人也好，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也好，都是错误的分类。这也就是这一次我从北京回来，我上了陈文茜的那个台湾的电视节目文茜小妹大，陈文茜讲了一句话说欢迎你凯旋归来。我就很委婉的纠正了陈文茜，我说为什么说我是凯旋归来，如果我是凯旋我是胜利者，相对的有人失败了，或有人被我打败了。不是这个样子哦，我跟北京的关系不是这个样子，我跟中国共产dang的关系也不是这个样子，我跟大陆同胞的关系也不是这样子哦。我不是胜利者，我们不是敌对的关系，说我是凯旋归来显然有语病，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纽约时报》这些世界性的大报纸，说把我当成朋友来对待的时候，好不好呢？我们再看国台办发言人的讲话。我们觉得把北京跟李敖的关系变成了求同存异的关系。求同存异这句话大家知道出在哪里呢？出在当年周恩来总理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时候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跟美国的关系有很多矛盾，有很多距离，有很多落差，可是要从相同点来看这个问题。求同存异是对待外国人的一个的规格，今天拿出来对我李敖，好吗？我的话隐含了一点点奇怪，就是告诉大家我李敖不是朋友，我李敖也不是外国人，我李敖是中国人，我李敖是大家中的一分子，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不该是朋友关系，当然也不该是中国人外国人关系，当然也不该是大陆人、台湾人的关系，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我在这里一再跟大家声明，一再跟大家澄清，不可以定位成我是一个胜利者，或者我是个外人。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太好的。

所以，这就我跟大家一再所表示的，这一次我所以被这么样的注意我可以理解。我们大家相隔了五十六年，这期间有很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可是这个时候，大家见面，我不喜欢、也不希望由于五十留年的这个隔离而真的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长。我再跟大家说，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中国共产dang，是中国共产dang党员的，可是中国是共产dang和我李敖、和不是共产dang的中国人是一家的。共产dang是你们的，中国是你们加我们的，这才是一个很清楚的定位。这就是我跟大家所说的，因为中国共产dang只有六千九百万人。虽然有台湾人口的三倍，可是比起十三亿中国人口来说起来它只占了十九分之一。所以我说，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也是中国共产dang的，也是支持中国共产dang而不是中国共产dang党员的我们的。这样子，角度来看就比较好。就因为这样子看，我们才觉得有一种参与感，对中国的外来的规划、未来的憧憬乃至于未来的决策，我们觉得我们有讲话的余地，不是说别人一定说哪个党单独说了算。

我们觉得应该有一种开诚布公的度量，这一次我到北京来就证明了这种度量。哪有这么一个人离开内地五十六年，可以这样子风风光光地回来，连续在三个大学能够演讲。我们必须说这是中国共产dang所展现出来的很大的一个度量。虽然有一些疙疙瘩瘩，有一些误会，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整体的政策的方向，应该这样解读。譬如，这一次我回到北京我想拜访一个开国的老将军，叫做吕正操，他有一百零三岁了。我觉得我应该拜访他，我很崇拜他，可是就遭遇了困难。我能够谅解这个困难不来自最高的阶层，可能是过分保护吕正操的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这个看法影响到吕正操将军，使我不能够看到他。可是我必须忍不住地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吕正操将军托他的女儿转告出来这段话，他希望我下一次去的时候能够见到他。我没有把这种理由往上推，说怪罪什么什么。我承认在一些小的枝枝节节的部分，我们会受到一些过分谨慎的朋友们过多的解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我没有说扩大解释这种现象。所以我说在整体的感觉上面我觉得我这次演说证明了共产dang有这个度量。即使用这种方法来对待我，我也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洋鬼子的《纽约时报》也这样报道过。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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