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17 | 从苏芬战争到中国抗战，客观评价蒋介石及其政权
类别(言论and历史) | 评论(0) | 阅读(496) | 发表于 17:14
抗战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代价空前昂贵的一场战争，光死亡人数就达到了3500万人，战争持续了八年，人民流离失所、财产丧失殆尽的不在少数。我看过很多书籍，包括台湾拍的记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都把民族遭受到的这种惨痛损失归结为中日两国的实力悬殊，好象中国能打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我原来也深以为然，直到了解到苏芬战争的情况，了解到芬兰这个远比当时的中国要弱小的小国，面对比日本要强大得多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入侵，仍能够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事实以后，才知道大谬不然。我现在为大家列出苏芬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比较，请大家也思考一下，对比芬兰这个远比当时的中国要弱小的小国，中国的抗战是不是应该打得更好一些：

　　1、从敌人（苏联和日本）方面比较：

　　（1）从军队的武器先进程度方面比较：苏联军队实力和国力远胜与日本，武器也要比日本先进得多，这从苏联和日本步兵师的编制就可以看出：苏军一个步兵师编有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1个反坦克炮营、5个侦察营、1个工兵营、1个通信营，按战时编制一个师有14500人、78门野炮、54门45毫米反坦克炮、12门高炮、66门82—120毫米迫击炮、16辆轻型坦克、13辆装甲车、3000多匹马。而日本一个师团虽有21945人，但支援的炮兵联队（相当于团）只有一个，只装备有野山炮64门、步兵炮44门，只有苏联一个步兵师火炮总数的70%（但苏联一个步兵师比日本一个师团人数要少，人均火力日本与苏联相差就更大了），连反坦克炮、高炮也没有装备，更不用说直属步兵师的装甲车和坦克了；而从单兵装备来讲，日本装备的是三八式步枪，这种步枪的火力之弱，连国军的“中正式”也比不上，而苏联很早就进行了冲锋枪的开发研究，1936年西蒙诺夫冲锋枪就开始量产装备部队，到二战时更成为步兵的普遍装备。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苏联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要远远高于日本，而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穷，虽然和当时的中国比，小日本可能够强大了，可和其他欧美列强比，实在就差远了，对比苏联1830万吨的钢产量，日本每年只能出产区区400万吨劣质钢，并且大多数钢铁和军费要用来建设海军，这是造成日本陆军装备十分落后的根本原因。日军虽然可以在装备落后的中国步兵面前耀武扬威，但在张鼓峰和哈勒欣河战役（诺门坎战役）中，面对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打击就露了本来面目。在装备精良的苏军装甲部队面前，日军简直不堪一击，甚至出现了以人肉炸弹去对付苏军坦克的绝望举动。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轻而易举就歼灭了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一个军（第6军）五万余人，缴获12000余支步枪，200余门火炮，自己只伤亡了1万八千人，且伤员中76%是轻伤，不久就伤愈归队了，苏日两国陆军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2）从苏联日本两国用于侵略的人数比较：苏联为了进攻芬兰作了部份性的动员，兵员总数达到约五十四万人，作战序列以列宁格勒军区为总指挥，下辖第七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四集团军，其中第七集团军下属十个步兵师、六个战车旅，兵员二十四万人，坦克一千五百辆，大炮九百门，飞机三百架。第八集团军下属七个步兵师、一个战车旅，兵员十五万人，坦克五百四十五辆，大炮五百二十门，飞机两百架。第九集团公司下属五个步兵师，兵员九万五千人，坦克两百七十五辆，大炮三百六十门，飞机一百架。第十四集团军下属三个步兵师，兵员五万五千人，坦克一百六十五辆，大炮两百二十门，飞机七十架。合计苏联侵略芬兰的总兵力达到54万人，坦克两千四百辆，大炮一千九百八十门，飞机近七百架，摆开的是想把芬兰一口吞掉的驾势。1940年11月28日与芬兰绝交，11月30日就开始进攻，到后期更增加到六个集团军一百二十万人，火炮两千八百门，飞机2000架。而日本“七七事变”时在华北只有一个旅团，即中国驻屯旅团，兵力只有1万人；在华中的上海驻有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合计“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华北、华南总兵力不到两万人，以后逐步增加，到1938年初日军在中国用于对国军作战的总兵力也一共只有15个师团6个旅团40万人左右（其中华北方面9个师团，5个旅团，分别是14、20、108、109、5、10、16、114、中国驻屯师团，3、4、5混成旅和1、2野战重炮旅；华中方面6个师团，1个旅团，分别是3、6、9、13、18、101师团，第10步兵旅团），比苏联第一次攻击芬兰的兵力还要少，但苏联第一次攻击芬兰动用兵力54万人，屡屡损兵折将，连芬兰的边境也突破不了，而日军仅仅40万人，就可以长驱直入，仅几个月时间，就占领我国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的大片领土，连中国的首都南京也被日军占领。到八年抗战结束，日军针对中国作战的总人数也只有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总兵力108万人，坦克只有383辆，飞机堪用者只有291架，不仅人数还不如侵略芬兰的苏军最后的兵力，技术装备更是大大不如。

　　（3）从投入的突然性上比较，苏联攻打芬兰时，1939年11月28日与芬兰断交，11月30日立刻就发动54万大军从四个方向攻击，根本不给芬兰喘息的机会。而日本攻打中国由于军方和政府意见不一，是逐步增加力量，采用的是添油战术：“七七事变”时华北日军只有一个旅团，到7月28日才增援一个师团三个旅团到达平津，“八一三”时上海日本驻军只有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8月23日才增援2个师团在上海吴淞一带登陆，10月1日再增援3个师团到上海，11月又在金山投入三个师团、在吴淞投入一个师团，日军15个师团是逐步到位的，这种兵力投入实在是兵家大忌，不仅给了中国军队充分的准备时间，而且也极易给国军各个击破。

　　2、从已方的实力（芬兰和中国）比较：

　　（1）从国家的历史条件比较：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芬兰1060年时还处于原始社会，与中国文明不可同日而语。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社会，可是，国家的基本本主权仍然存在，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但芬兰比中国还不如，在1809年就被最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沙皇俄国占领，连主权也没有了，环境比中国恶劣得多，通过不断的斗争才在1917年沙皇俄国崩溃后获得独立，立国第一天就遭遇苏联干涉，内战打了3年，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条件比芬兰要好的多。

　　（2）从军队的数量和装备比较：中国抗战前有正规军就有182个师，总兵力超过200万人，再加上各地的保安大队、警察部队等准军事部队，立刻可用的兵力就有400万之多，而芬兰全国人口只有370万人，国防军总数只有33000人，只有中国军队的六十分之一。而从装备看，中国军队经过抗战前德国顾问不断的整训，武器装备已相当可观：在轻武器方面，1935年国军开始大量装备民二四步枪，即Kar98毛瑟枪，这种枪即使在二战中也是德军主要装备，其性能比日军的三八枪好得多；日军的歪把子机枪也不如国军的民二六轻机枪好用，后来日军都改装与民二六相似的九六式轻机枪；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弹板供弹，必须两人才能射击，且易卡壳，而国军的各类马克辛除需水冷外，可靠性好得多，可见从步兵枪械看，国军是不亚于日军的；在火炮这方面，中国的现代后装火炮制造始于清末，当时仿德之克鲁柏型及奥匈百禄型居多，时称克式山炮或野战炮，这些型号是一战各列强的主要装备。到民国时期，改进不少，称为民式火炮，如沪厂出的民十四式七五野战炮等，那时，也开始仿制日式三八式七五野战炮和大正一五零榴弹炮等，总之，抗战前夕，中国在生产和装备德，日，美，奥，英，俄等各国火炮，其口径为七十五轻型火炮居多，除了数量不如日本陆军装备得多以外，在性能上是毫不逊色的。再加上1934年后大量的德国重装备开始运到中国，其中有15公分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4门、“克虏伯”战车16辆、75毫米仆福斯式高射炮28门、37公厘战防炮20门及瑞士奥利根公司的20公厘机关炮、15公分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等各式武器，中国由此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团和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充实了中国部队的实力。而反观芬兰陆军的装备，还停留在一次大战的水平上，大炮大部份是一九００年前後的轻炮，甚至有一八八七年没有现代驻退装置的加农炮；坦克只有二十八辆一次大战时法国雷诺战车，和十辆左右比较现代的轻战车，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只有在步兵轻武器方面，配备的是Mosin/NagantM1891/30型步枪，准确性较高；另外还有不少苏米冲锋枪。可见，无论从军队的数量还是装备来看，中国都要胜过芬兰。

　　（3）从国家的军事潜力比较：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当时人口45000万人，领土面积1140万平方公里，地理环境复杂，既有江南水网密布的地形，也有云贵一带的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地域广大，可以以空间换时间，为抗战留下了充分的周旋空间；人口众多，为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人力来源，备战条件优越。而芬兰全国领土面积只有44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70万人，且国土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人口大量集中的南部沿海又是苏联重点打击的目标，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人口不多，无法提供足够的兵源，条件比中国恶劣得多。

　　（4）从准备时间看：中国抗日，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有6年准备，抗战前利用德国援助完成了20个德械调整师的整编，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还有20天时间可以应变。而苏联攻打芬兰时，1939年11月28日与芬兰断交，11月30日即发动50万大军从四个方向攻击，根本不给芬兰喘息的机会，芬兰根本无从准备。

　　3、结果比较：从以上分析，芬兰起点比我国低，人口和军队比我国少得多，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而敌人苏联又远比日本强大，军队机械化程度高，人数也多，又是突然袭击，条件比我国抗战要恶劣得多。然而，芬兰抗击苏军，自1940年11月到次年3月和约签订，不过四个月，使苏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28日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的红军伤亡数字为：死亡48745人，伤158863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字，根据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实际在苏芬战争中损失上百万人（赫鲁晓夫回忆录142页），死亡20万人以上（柯林斯著“世界军事历史全书”第865页），苏军全建制被芬军歼灭的就有苏军第一六三师、第四十四师、第十八师，第一二二师和第八十八师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被俘55000人，而芬兰军队只有两万三千人阵亡，四万七千人受伤。更可贵的是，芬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企图吞并芬兰的企图，苏联一开始动用了54万大军进攻芬兰是志在必得，连傀儡政府也准备好了（即在苏芬战争开始那一天就成立的库西宁芬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想把芬兰象其它波罗的海国家一样吞掉，但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解散了库西宁的芬兰人民共和国，重新与芬兰谈判和约。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与其它波罗的海国家一起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作出一些妥协（主要是按苏联要求以1806年芬俄边境线为准调整了两国的边境，芬兰边境线从列宁格勒附近后退15公里，总计损失国土4万平方公里），但基本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战后，芬兰凭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福利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1999年以来，与美国一起名列世界最有竞争力国家的前两名；而日本原来对并吞中国心里没底，“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一直在要求军方不要扩大战线，但日军的长驱直入刺激了日本政府的侵略野心，日军1937年7月开始陆续增加到15个师团，在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竟然能连占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各省的大片领土，1937年12月甚至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南京，日本因此得寸进尺妄图灭亡中国，1938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宣言不与蒋介石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妄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一举控制中国，抗战一直打了八年，中国军队节节败退，1944年甚至出现几十万日军大败国军几百万、狂追几千里，从河南一直追到贵州独山的豫湘桂大溃败，最后靠苏联进军东北和美国的原子弹打倒日本，中国才算是获得了抗战胜利。但抗战期间中国共死亡3500万人，财产的损失更是不可胜记，尤其抗战期间软弱涣散的军队，不仅刺激了日军的侵略胃口，连苏联也觉得可以来趁些便宜，结果苏联借进军东北的机会以索取援助中国抗战的代价为由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及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中国的领土面积因此减少了150万平方公里公里，是芬兰丧失领土的30倍以上，旅顺、大连、南满铁路还被苏联强行租借。中国抗战一共付出了3500万人死亡（其中90%是平民）和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损失的巨大代价，国军在正面战场却才杀伤日军53万人，杀死日军的数目更是在20万以下，也就是说，中国几百万国军抗战八年，付出了3500万同胞牺牲的惨重代价，结果杀伤敌人的数字连芬军在苏芬战争中4个月时间内杀伤的敌军人数都不到，而芬军付出的代价只有不到七万军人伤亡，平民的损失就更小了，只有1800人死于轰炸。

　　4、我们的思考：芬兰是以寡敌众，结果不仅及时制止了苏联的侵略，保卫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而且还杀伤了大量敌人，为国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自己平民的损失也不大，一共只有1800人死于空袭；而中国以众击寡，总兵力是日本的几倍，却连战连败，不断刺激日本侵略的胃口，抗战打了八年，结果虽然靠苏联进军东北和美国的原子弹打倒日本获得了胜利，但却被自己的盟国苏联敲诈丧失了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更重要的是付出了比芬兰多500倍的代价，牺牲了同胞3500万人，其中90%是平民，而换来杀伤日军的战果只有53万（指正面战场），我们扪心自问，抗战是不是如“一寸山河一寸血”里所说是“实力悬殊太大”、“我们已尽了全力”。如果说实力悬殊太大，我们和日本与芬兰和苏联比哪一个悬殊大，而我们已尽了全力云者，与芬兰的战果相比，我们作得真是太不够了。

　　芬兰能打的比中国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芬兰在独立之初，与中国一样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在独立之初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国家独立以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总农业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的问题。而对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国家一独立就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废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管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的法律也制订了，有人担心政府没有钱来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那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说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那人大为担心，担心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和他拼命就是了，总不能让他们伤害到人民。但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国家等于是还没有建立，又谈何保卫呢”。在芬兰国家独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真正尽到国家的责任，芬兰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伍里宁著“芬兰史”第34页），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作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的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的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作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到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象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家，因为芬兰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保卫芬兰，实际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是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当时统治中国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腐败买办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一方面要抗日，要维护民族的尊严，其实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尊严；另一方面，这个集团平时却过惯了腐化堕落、贪污受贿的日子，该拿的地方他们是一点也不肯少拿的。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10亿美元贷款1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2500万美元以内。中国抗战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33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5年，但支持重庆国府的腐败买办阶层不肯自己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5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过很多美援物质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另外，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蒋介石统治集团这么腐败，其他官员上行下效，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甚至军队也不例外。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同胞400万人，是南京大屠杀人数的10倍以上，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一个不关心自己国民的国家，能得到其它国家的尊重吗，一个腐败贪婪的统治阶级，能领导全民族进行殊死的抗战吗，一个只知道搜刮掠夺国民却从不知道关心照顾国民的国家，国民会对他效忠吗。果然，1944年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了，日本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其实，从芬兰和中国对国民的不同态度上，已经可以得出这两场战争结果迥然不同的原因了。苏芬战争结束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和从苏占区搬出的难民被迫放弃的资产，由芬兰政府包赔，其中损失在6500芬兰马克以下的政府全额赔偿，金额往上则赔偿比例逐级递减，100万芬兰马克以上赔偿10%，这才是真正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办法不富裕、没办法不繁荣、没办法不强大。而蒋介石的中国则完全相反，1938年，为掩盖他军事上的失败，他在没有采取任何救护措施的情况下悍然下令决开黄河，一举淹死我国同胞近百万人，丧失全部财产流离失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1942年，由于黄河决口，同时也由于蒋介石政府的苛捐杂税压榨太凶，河南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饿死同胞400万人，蒋介石对濒临绝境的饥民，不仅不采取任何救济措施，而且还不同意减少任何苛捐杂税，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藐视到了这个程度，他还能发展吗，还能抗战吗，甚至还能生存吗。果然，1949年，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个刚刚吹嘘取得了蒋介石自称的“抗战的伟大胜利”、已经“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中华民国政府终于灭亡了。

　　孤儿出身徐永昌的上将（1887－1959，山西崞县人），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上午签字后，经过深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次日，永昌到东京市区游览，见警察守岗如常，民众肃穆有序，慨然叹曰:”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也：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1950年9月9日看到美国所制中国抗日战争影片取材精审，对受华盛顿等薰陶的美国人士尽职尽责的品德深为叹服，并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赵正楷著：《徐永昌传》台湾山西文献社1989年版第375页）

　　徐将军的反省是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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